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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人设”崩塌,是当代文化工业生产的最终剧本?

发布时间:2017-09-26来源:凤凰网作者:谌幸 收藏

  互联网时代的热点总是突如其来地爆发,又迅速烟消云散。以至于现在回想起上一周关于艺人薛之谦的八卦故事,竟然有些恍如隔世之感。但“追剧情”的节奏暂时停了下来,或许才是静下心进行一些思考的好时机。

  薛之谦是从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在娱乐圈起起伏伏多年之后,最后竟因为微博上“段子手”的形象走红。凭借一条条搞笑的段子,和表现尚好的歌曲作品,他的微博粉丝,超过3000万。而就在前不久,薛之谦在微博上高调宣布与前妻复合,又被认为是“深情”的表现。谁知5天之后,模特李雨桐公开指控他玩弄感情及金钱欺诈,并在之后几天不断公布新料。被戏称为“要锤得锤”的爆料过程,令围观群众纷纷感慨:“薛之谦的人设彻底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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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之谦的身份认证为“原创歌手”,目前粉丝超过3700万。

  我们不想去讨论这一娱乐事件本身的是是非非,而想关注的是:“人设”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成为现今娱乐明星们想要走红和吸粉的法宝?“崩人设”又为何经常发生?

  在热闹跌宕的娱乐新闻背后,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看到的,有文化艺术的匮乏危机,也有对“轻浮”时代的忧虑。

  人设时代,留给艺术的空间更稀少

  通过“人设”走红,有着符合时代潮流的幸运。小花中杨幂自黑成风尚,演技派男星不乏刘烨、邓超靠“抢沙发”与神经质长久活跃在社交平台,美国大表姐詹妮弗·劳伦斯的神经大条与口不择言常常引发舆论冰火两重天……众多“人设”下的薛之谦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薛之谦的成功,背景是华语乐坛越来越荒芜的现实。很难指责他没有作品,但他的走红也一定与其用心经营的个人形象有更大关系。

  在网易云音乐上,《演员》这首歌下对薛之谦的评价是这样的:被唱歌事业所耽误的青年相声演员。而薛之谦本人也在采访中直言:不想当段子手的商人不是好歌手。作为“段子手”翻红的薛之谦,曾经在微博中低姿态的po出内心心路,自认粉丝关注他,先是因为广告策划案,然后是段子,然后是容貌,最后才是他写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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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之谦在几年时间里持之以恒地在微博上发搞笑、自黑风格的段子。

  自嘲的同时也树立起通过做生意来支持自己音乐梦想的人设——歌手身份被薛之谦放在了梦想的位置,低姿态为梦想赚钱的人设无疑引起了大众共鸣。至于在综艺节目中类似“你神经病啊”的口头禅,表演精分大声喊叫的戏码,似乎也都成为了粉丝眼中“真性情”的部分。即使是离婚,也让人感受到“人设”中的深情一面。粉丝相信他们的偶像“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即使此时表象与本质分离,无法统一互相作证。

  人物设置原本是影视作品、游戏中的词汇,但在泛娱乐化的今天,人设显然已经进入了文本之外的社会语境。在无所不在的摄像机帮助下,明星的性格、特质逐渐独立于作品之外,在访谈对话、游戏任务中展现给观众。通过一次次看似无加工的自我呈现,形成对粉丝群体的吸引。综艺、微博吸引产生大量粉丝后,明星对“人设”的追求也随之出现。多重身份的杂糅,似乎让人设更多重,但事实却不难发现,无论是歌手,段子手,商人还是演员,大众对于人设下明星的想象其实早已局限。人设让艺人,在拥有典型化魅力的同时,也止步于这些身份定义和人设标签。

  明星是文化工业下的成果,文化工业将艺术祛魅,当偶像变成了几个词语就可以概括的符号,神秘感在私人生活与个人性格的曝光显露前荡然无存。神秘意味着丰富的可想象空间,正是真艺术的领土地;标签意味多种可选择类型,导向了名利场的生意经。明星的人设框架下,个性标签、个人段子再多,依然弥补不了这种因神秘感消失,而带来的想象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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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作者:【英】理查德·戴尔译者:严敏

  大众娱乐工业化程度日益加深,生活变成了巨大舞台,明星具有比以往更强大的大众文化符号影响力,当这种影响力成为匮乏的症兆而非艺术的动力时,我们无不担心文化生态的可持续性。

  娱乐并非罪恶,但当娱乐圈成为了艺人变现的最大场所,留给艺术文化的空间更加稀少。观察当下娱乐圈和大众文化现状,是否如同王小峰所言:“不仅制造者逐步丧失理性,连同这种文化下培养出的受众也丧失理性,集体沦落成为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处于情感、利益或低级趣味的驱动。”于是偌大的舆论场上,“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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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作者: 王小峰

  人设吸引:粉丝的幻想与孤独

  建立人设,把人设做到典型而新颖,在作品匮乏的时代,对于明星而言无疑是捷径。人设之下,粉丝们的幻象都安然居于框架下,获得作为一员融入团体的安全感。

  在《柔软的城市》中,乔纳森·拉班这样说过:“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区中,我们需要一套快速易用的模板和草图轮廓,用以将我们遇到的人进行分类。”

  明星人设的出现正如星座、血型等流行文化概念一样,为孤独的大众提供了站队归类的标准。粉丝在进入明星的粉丝团体时,所付出的大额度感情,也反映着这个时代个体孤独的无处发泄,个人情感最终流向了大众文化工业的场域,寻找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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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软的城市》作者:[英] 乔纳森·拉班译者:欧阳昱

  粉丝对于“接地气”偶像的喜爱,对不完美人设的认可,一方面来自于文化市场与氛围的丰富宽松,另一方面也指向了粉丝群体中共同的需求——他们渴望交流,更渴望归属。日常化的偶像人设,不再如男神女神一样无暇,而是颇有民主感染力的偶像符号。这种需求,是时代的症候。

  1962年的鲍勃·迪伦发行第一张唱片,年仅21岁的鲍勃·迪伦的广播采访中,主持人问他为何要来到纽约?他只说:我不能告诉你。鲍勃·迪伦的高冷态度,正是当下许多明星的反面。艺术和大众之间有一面虚构之墙,这面墙让观众始终无法触及最神秘的歌者,但依然能为他的歌声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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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的鲍勃·迪伦

  让访谈无法进行的自我保护,保护了艺术家之为人的神秘和丰富。当自我袒露的癖好蔓延成为时代风尚,人设之下的个体,有无数性格标签,个性本身却已经被架空。真的文化偶像,通过一生对自己形象神秘感的维护,保证了自己作品的力量。聆听其歌声成长的一代人,不会因为歌手的花边心碎,争吵和喧闹,他们会自我治愈孤独,在艺术的安慰下成长。

  通过人设偶像缓解孤独症状的当代粉丝,如同使用阿司匹林镇痛的病人。艺术给人类以长久陪伴安抚的秘密,恰恰在于保持距离,让人类自身敬畏神秘,富有想象能力,形成健康的判断力和理智。在人设快餐的“投食”下,粉丝们简单地接受刺激、自娱自乐,形成了封闭的圈子,却难以真实体认人性的复杂和变幻。帮助现代心灵个体面对更长未来和更真孤独的责任,明星人设无法承担。

  当“真”成为新的道德价值

  娱乐圈非常事件爆发后的粉丝言论中总会有:“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至少他很真实”。如果虚伪是他真实的一部分,是否也值得被粉丝追捧和赞赏?所有的不完美如果没有了崇高作为背后的光晕,大众的幻想性自我欺骗和高潮,娱乐时代的段子手也就成了让一切艺术、意义终结的刽子手。

  这反映出的趋势之一,便是在真善美这三条维度中,“真”被放到了更高的位置。伦理之善所代表的秩序给社会以最初的评价标准,道德王是最高荣誉。随后,艺术之美模糊善恶,将“恶之花”引入了大众视野,邪恶而美丽的事物有了值得品味的瞬间。而当“真”所代表的客观性空降大地,将大众的选择从善恶美丑之中解脱出来,“真”与“不真”成为了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维度,大众文化也开始走向了价值陨落的时代。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随着时间的流失,真善美玩着奇怪的音乐椅游戏。”对大众文化而言,看似扩容,实则抽空。而在这场游戏中,“真”代替伦理之善,成为新的道德价值,充满了获得快感的可能,却也失去了判断快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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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记忆:1987-1990》作者: [法] 让·鲍德里亚译者:张新木/王晶

  成功的人设往往来自对完美神话的打碎和不完美之下的坦诚。自我的真实展现成为值得鼓励的事情。人的性格当然不完美,但真实绝非追求的终极。和莫扎特同时代的音乐家萨列里曾说过:“完美是有罪的,应该被毁灭。”在电影《莫扎特传》中,萨列里对音乐如宗教般虔诚,与莫扎特的天才浪漫相比,这种郑重有过而无不及。当萨列里对待几乎所有事物都有一种自我克制时,却偏偏犯了七宗罪中的贪吃一条。缺憾让人物真实起来,但支撑其这种人格意义之处,恰恰在于,萨列里饕餮本性下的克制,庸人命运之上欲与天才比肩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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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莫扎特传》剧照

  大众在追求真实的客观性时,将这种客观性标准提高到道德、审美的层面时,是否有思考过榜样理想的形象?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借人物之口评价这个时代:“各种东西将失去百分之九十的意义而变得轻飘飘。”现在的时代,正在“以轻浮对抗悲剧”。轻浮无疑是最简单的真实,也是无意义的真实。昆德拉所忧虑的时代之轻,其中就包含着对此的警惕:悲剧时代已经过去,轻浮时代已经到了。悲剧的内核是理想,是高于真实、现实的追求。现在的粉丝文化与大众舆论,在接受明星人设和面对偶像人设崩塌之时,都走向了反面。

  自我人设建构下的不自由

  无数菲林和镜头下明星“人设”的产生和消亡,依然是对真实个人空间的挤压与掏空。真实的自我何处安置?不只明星困扰,普通人亦受威胁。自由总是在处于危险之时方显珍贵,而在媒体社交泛滥的时代,最危险之处正在于,人们难以察觉到自我人设建构下的不自由。

  卖人设的明星,未必是容易的,人设如面具,如枷锁,剔除去的部分如何安置,局促的空间如何防止真我溢出,都将自由本身团团围住。个人的处境也未尝不是如此,人设一旦设定,每一条朋友圈都在做着注脚,社交媒体上塑造的各类自我,都指向了一种表现与展示。福柯不断提出的内在规训,正是一种内化的不自由险境。真实之处,方有自由,真实越来越难以辨别,自由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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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剧《黑镜》剧照

  历史有其自己的节奏。有一些人,会在紧张或浮夸的时代,放松安静地做自己。他们或许有幸享受适宜,以真身长久,甚至怀有技艺者在时代中成就风格。而另一些人,面对浮夸的时代,顺应时代完成同样浮夸的自我暴露,努力和时代一起生产,共同变现。

  明星能否脱俗,大众是否应该流俗,是工业时代每个人应该思考与警惕的问题。人设的突出往往在于对普通话语的僭越和打破,但为了打破而打破的设计,已经不具有任何对时代的反抗与清醒自在。人设所提供的猎奇、滑稽甚至恶俗,在快速的人设更替中,渐渐显现。艺术对于大工业的抵抗,在于逆流与僭越,更在于超越和创造。而当明星艺人的人设符号决定顺时代之流,企图共谋与共赢时,人设的高产与速朽,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Punto primal,Punto final. ——初始点,就是终结点。成也人设,败也人设。

(文/谌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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