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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的诗意情怀

发布时间:2020-03-12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郑荣健 收藏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看完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出现在脑海里的第一句话竟是狄更斯的这句名言。该剧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浙江话剧团创排,由北京《新剧本》杂志主编林蔚然编剧,浙江话剧团常任艺术总监、著名导演李伯男执导。作为一部传记题材作品,尤其是要塑造郁达夫这样卓有风格个性的作家形象,是非常不易的。这部话剧所呈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也不只是一段悲怆传奇的悬念与故事,而是要编织一个行进有序、气韵生动的现代人文壮景,并捕捉在这个时代风貌下的人物个性与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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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海报(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对于郁达夫的个人生平、独特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成就,人们应该不陌生。在五四时期崛起的这批现代作家中,若非最后不幸罹难,他的文学史地位恐怕会更高。这带来一个让人深为痛惜和遗憾的悬念,也构成了一个历史的深长定格——仿佛他就属于那个年代,仿佛他的天真个性、古典气质、热血行动、现代理想都交织在那个纷乱的、苦涩的年代,才真正成就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郁达夫。从戏剧的角度看,他的情感经历、人生遭遇固然会因“浪漫”“传奇”这样的标签而引人,但对于这部戏来说,最有魅力的地方却不在各个场面、情境或冲突,而在于点与点之间的联络与贯通所带来的气质和气韵,给我们提供了契合郁达夫风格气质以及颇具年代感的自洽与统一,从而无限接近人们心目中的郁达夫。

  实际上,直到开场后十五分钟,我还没有入戏。看着一群年代模糊的青年陆续在台上朗诵、介绍、评说郁达夫的经历、成就、作品,听着“郁达夫”缺乏节制的自我倾诉,我心想,糟了,我有可能掉进了一个文学在舞台上挖的“坑”。接着,是留学东京驳斥尾崎、在日本的初恋、回国完婚、参与文学活动、创作遭遇误解、遇到王映霞……奇妙的是,它们居然渐渐地顺适了、彼此连通了,于是点变成了线、线连成了面,一个天真炽热、理想浪漫、才华横溢的作家渐渐浮现了出来,仿佛郁达夫就该这么出场,而古典三一律和集中尖锐的冲突反而未必合适。当郁达夫的个性理想和纷乱年代有效地建立起联络,事件及人物行动不再彼此孤立,那一支独特的、绽放光华的笔就像从富春江中浮了出来,显得气韵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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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剧照(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初看觉得此剧是散漫的,但是仔细分析后,就发现它并不,而是由两条线索交织并进的:一条是郁达夫的情感线,以隆子、孙荃和王映霞为不同时期的性情投射;一条是郁达夫的创作及文学活动、社会活动线,展现他极大胆创新甚至引起争议的创作,展现他与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文艺界人士之间的切磋往来、观念碰撞。更重要的是,此剧并不停留于名士风流式的线索呼应与互文,而是从一开始就把郁达夫置身于家国伤痛、民族自强的历史语境当中,他驳斥尾崎与最后遭遇不幸像命运之蛇缠绕,他从《创造》到《民众》、从北平到上海再到广州等所有的苦闷与挣扎,都给予有力的时代注解——无论是情感生活所透析出的性情,还是文学活动所崭露出的才华,终不免遭遇歧路险恶、沆瀣蝇营,透露出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双重特性。对于郁达夫来说,斯事可为而不可为,是最好的时代,无疑也是最坏的时代。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采用叙述体的形式,是比较自由的。创作者准确地捕捉住了他的个性特征——天真,为他的率性、敏感、多情、浪漫作了注解。在面对王映霞要求名份的那一场戏里,郁达夫痛苦地发现,凡走过,必留痕迹,事情无关对错,却皆有良心为尺。这种性格把握,是准确的;而形式带来的空间,则镜像般地折射出了他人生命运的丰富曲折。九曲桥前几度回,舞台上的九曲桥就像一个意象,诠释了他的家国离殇,他告别隆子如此,他最后作为“赵先生”离开寓所也如此。而歌队穿插的种种评说、叙述以及他自己直抒胸臆的内心独白,则丰富了叙述的声部和色彩。导演很好地运用投幕垂帘等形式,把郁达夫创作的古典诗词融入情境,用华尔兹舞蹈为他的生活加持现代调性,特别是他隐姓埋名为“赵先生”而最后离开的那一刻,灯光处理得很平静、很日常,但随着音乐响起、灯光聚焦,那人终是不会回来了。那种克制的、诗意的悲怆感,是非常打动人、震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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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剧照(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这部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郁达夫文学成就的讲述不够,虽然能够看出创作团队各部门都在尽量抵近,但相比于对他的性格、情感与命运把握的有机贯通,似乎还偏于碎片。这是一个能够理解的难题,但却是塑造郁达夫形象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恐怕还需要从“个性”里找到个性与环境碰撞的灵魂维度,即郁达夫创作思考、表达诉求的核心支点。倘若说《沉沦》里的大胆肆意与家国之殇化作一种沉沦情绪是以家国为支点的,那么《迟桂花》里对美好人性的平静书写必然不孤立,就像剧中讲他厌恶沆瀣蝇营的环境而颇有归隐之意的名士作派,其实支点也在家国,这是可以进一步提炼提高的。二是剧中涉及到鲁迅、郭沫若等重要文化人物,在处理郁达夫与这些人物的关系时,郁达夫表现得过于“强势”或后者过于从属,跟历史真实不太熨帖熨帖,反而可能会减损人物的形象。当然,这些方面并不影响目前全剧所焕发出来的质感和流动的气韵。文学往往是基础,是最好的老师,对于这部戏尤其如此。当那忍看家国离殇的年月渐渐远去,这部戏所透出的质感与光华,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重要作家的文学润泽和人格温暖。他并未远去,他随春去秋来,舞台亦因此被照亮。

 

  (作者:郑荣健,《中国艺术报》记者、编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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