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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命运——读王安忆的《考工记》

发布时间:2019-02-01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肖赫曦 收藏

  《考工记》是一个具有鲜明怀旧特征的文本,小说立足当下,回望历史,生发着无可名状的怅惘与失落。这种怀旧不是小资情调式的感伤主义,而是对人处在历史跨度上的兴衰起落进行体察,在时代与个体的错位中流露出的叹惋式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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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种回望特征紧密相联的是小说所显露出的文化品格。陈家塔楼本身就是一部厚大的文化密史,塔楼众多的雕饰与器物无不有着深刻的文化典故,它们是祖辈的命意,承载的是家族的辉煌声名。当家族的向心联结溃散,塔楼坚实的文化内涵便化作一片虚无的阴影,笼罩住穿行于其中的族人。

  塔楼无疑具有某种象征的色彩,它既是文化的,也是历史的。它作为一段未死的文化承载了已死的历史。历史的分量如同幽灵一般游荡其中,“这幢木结构的宅院,追究起来,哪里是个源头!榫头和榫眼,梁和椽,斗和拱,板壁和板壁,缝对缝,咬合了几百年”,宅院所凝结的文化内核依然依附在宅院上,而与宅院相联结的社会现实则已成为历史。结尾处,已划归文物的塔楼迟迟得不到修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作家技术性处理的结果,它只能在文学话语的虚构语境中得到理解。以塔楼的体量之庞大与历史之厚重,它很难在现实的世界中遭此遗忘,作家故意将其置于尴尬的错位之处境,无非是为了创设一种无所去从的失落处境。这是必然之举,塔楼所标示的历史已然失却了立足的根基,它所承托的文化必然要随之倾覆,如此才能显出无可挽回的历史的悲凉。

  塔楼所代表的是上海的另一个侧面。这一个侧面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它不是宏大叙事中惊涛骇浪的革命史,也非日常生活叙事中琐碎絮叨的平民史。它可以溯源至满清,溯源至沪上十三铺,这是有关现代上海的记忆所匮缺的——在叙述上海的文学视域里,上海似乎是一座天然的现代都市,它从民国肇始就已具备了绮情风月的小资情调,那属于封建时代的物事似乎没有在其中留下印记,但它们确然存在,却仿佛是无形的幽灵,游荡在偌大的现代都市里,而又不被文学家们所察觉。某种程度上,这是小说臣服于历史的表现。在历史的视域里,时代的标界总是截然分明的,一个社会事件就可以将历史划分成几个对立的阶段。这种划分是事后指认的必要,它所着眼的是历史的理性,而在小说的叙述里,感性的特质得到凸显,宏大的历史总是落脚于具体的事物及其关系上。当小说服膺于历史,在其叙述构建中遵循必然性的铁律,它会忽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具有千丝万缕的连续性,那些古老的事物可以一径从过去达诸今日,“两千年时候,老李允诺他的,终于兑现,那就是门口竖起一座石碑”。在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依然留存着始建于清朝的古建筑,更重要的是,这古建筑不是仅作为文物而存在,它既是文物,也是居民的住宅,是浩荡历史投射于当代现实的影子。

  小说六章各自以社会政治事件为背景,这些事件连缀起来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二十世纪中国史。但是,王安忆并非意在再造一部浩荡风云的中国现代史。主人公陈书玉也不过一介教书匠,一辈子平平淡淡,虽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众多社会运动,可他既未成为这些运动的推动者,也谈不上运动的受害者。他始终游离于浩荡历史的边缘,孑然一身地居于古宅,变易的局势波及他的是“大世界里最小最小的因子”。经历之中最值得道说的不过是与学生们在钢渣山寻找失踪学生的“历险”。与处于政治涡旋之内的奚子相比,陈书玉的一生平淡而安稳。王安忆具有强烈的时代和历史意识,《考工记》落脚于生活琐碎,可又浩浩汤汤地跨越了七十余年的历史,它如此明显地展露出怅惘与失落的情绪,可又很难说清它所怅惘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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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面前,陈书玉是一个旁观者,他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他曾有创造历史的机会,可终究阴差阳错地错失了,由此始终游离在历史外围。“西厢四小开”的命运际遇彼此不一,是命运决定了他们各自的轨迹吗?即使答案为“是”,那命运也不是命定主义里的宿命,不是先天决定的位置,而是历史给人生创设的戏剧性。没有人能预知当下决定对未来的影响,未来往往以一种始料不及的态势奔涌而来。陈书玉万万想不到,抗战时期的西南之行,给日后新政府纳他入自己人带来了许多方便。大虞也未曾料到,内战时期买下的厅堂家具,会使他的人生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些始料未及的人生转折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展开,如同在上演一部喟叹历史的戏剧。

  《考工记》在绵绵七十余年的时光里铺展开来,它覆盖了陈书玉的大半生。在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上,漫长的一辈子被截取为几个特定的时间点,在一个固定有限的空间里铺陈出来,当一个人的一生以如此浓缩的方式被展现出来,人生仿佛也具有了宿命的色彩。陈书玉是一个宿命论者,他相信命运给每个人分配了既定的轨迹,“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际却让他怀疑起来,分明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暗中起着作用,就像水底深处的潜流,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这种宿命论是一种事后指认的宿命论,它不是虔诚坚守的信仰,而是在时代淘洗之下个体所生发的对当下的无奈与怅惘。

  王安忆并非着力于批判时代的无常,她始终以一种舒缓自如的叙述节奏来讲述故事,恰如其分地与小说的人物保持着距离,她不是紧贴着人物来控诉时代的浩荡无情与命运的诡谲多变,而是立足于一个远为广阔的视角,以俯仰自如、静观历史的姿态来察考个体的精神历程。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责任编辑: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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