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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戏曲艺术思维的新视野
——评新编徽剧《包公出山》

发布时间:2018-08-10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冯冬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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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徽剧《包公出山》剧照

  近日,由罗周编剧、石玉昆导演、安徽省徽京剧院演出的新编徽剧《包公出山》在合肥安徽大剧院进行首演。全剧节奏紧凑,剧情流畅,人物深入人心,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社会反响较大。

  这部戏讲述了包拯中举之后为侍养双亲辞官不就,待二老下世、三年守孝期满后,经恩师刘筠、同窗文彦博劝励才出山复仕。但接手的第一件公案就使他对自己“直道而行”的人生准则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与同窗及恩师的几番“曲直之辩”后,他依然选择守其初心,更加坚定了以后所走的道路。

  观演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部戏颠覆了我的观剧经验——这是一部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包公戏!在我对其刮目相看、重新审视主创者之时,才发现这部剧由新锐编剧罗周执笔——他在创作中把深厚的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作为“涵养之地”,又有着自觉寻找“新鲜的、当下的、现代的”创作理念,敢于“放眼远眺中国戏曲所能抵达之处”;由石玉昆导演统筹全局——他具有人文情怀和文化品位,并对戏曲推陈出新具有系统的理性思考和创新实践。那么,这些“出人意料”也当在情理之中了。

  早在戏曲这种艺术形式出现之前,包公已是说唱艺术故事中的常用主角。自元杂剧以来,包公题材的戏曲作为清官断案的典型剧目大量存在,并备受关注,在戏曲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的意义。仅收录元杂剧的《元曲选》和《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中,就有11个包公戏。及至明清传奇、近代京剧以及全国地方戏,再到现当代戏曲,众多取材于古典小说的包公戏更加异彩纷呈。这些戏曲传承历史文化,富有艺术魅力,满足观众心理期待,一直盛演不衰,并不断地出新戏或被多次改编上演,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之下,徽剧《包公出山》脱颖而出。它是如何“旧瓶装新酒”,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展示出鲜明的拓展性呢?

戏曲艺术中的融入“成长戏剧”的意识

  纵观舞台上从古至今的包公戏,俱为表现包拯刚正不阿,运用智慧及执法如山的手段审案断狱,为民伸冤。在这些戏中,包拯永远是清正廉洁、精明刚毅的形象,甚至在后来的不断演绎中被神化为“白天断阳、夜晚断阴”的传奇人物。而表现包拯内心的成长过程、探究他之所以成为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背后的深刻动因的,《包公出山》可以说尚属首例。可以说,《包公出山》是截至目前戏曲史上第一部表现包拯成长过程的“成长戏剧”。

  “成长戏剧”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的“成长小说”。“成长”这个词用于艺术范畴是“舶来品”,在中国艺术理论中并不多见。“成长小说”起源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中出现了形态特征及风格各异的“变体”,但却保持着其基本内核:主人公一直在性格的不断完善中寻找自我,并在这种动态、连贯、完整的过程中反映周围的人和事,进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环境。“成长戏剧”有着同样鲜明的特点。

  戏中,包拯接手恩师交付的一桩公案而正式出仕,长期平淡简单的乡野生活使初入仕途的包拯不能马上理解为大多官员所认同的所谓的为官之道,适应波谲云诡的官场,原以为一腔热血就能换来卓越功绩,直道而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从众人口中“包犟子”的戏称就能看出,在同窗文彦博劝其出山时更加表露无遗:他因文彦博曾向皇帝宠妃献锦一事对其嗤之以鼻,并称其为“文献锦”加以嘲讽,更自比“无丝藕”、“铁面鱼”,以示不屑与之为伍。这时的包拯虽然已具备了正直无私、不畏权贵的性格特质和处事原则,但思想还较为简单、稚幼,对社会的认知尚浅,因此还处在心理成长过程的发轫期。

  初入官场,包拯就经历了一个心理发展从简单到复杂,对社会的认识从表层浅白到内里深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对案件的处理中体现的,同时也使“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巴赫金语)。该剧直接取材于关汉卿的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描写了普通百姓与权豪势要间直接的剧烈冲突,颂扬了继母甘愿牺牲亲子保全继子的嘉言懿行,是一出重要的包公戏剧目。不同的是,主创者对其删繁就简,只保留了结构框架,案件在这里只是作为展现及影响包拯性格和处事手段的重要支点,具体着墨于包拯面对自我、面对社会所做的整合以及整个心理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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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徽剧《包公出山》剧照

  在审案过程中,包拯听到王婆极力为大儿子、二儿子脱罪,宁愿让小儿子为权贵抵命时,便呵斥王婆存心偏袒亲儿,狠心让“螟蛉之子”代为偿命。待得知真相后,才感叹“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检讨自身之余,决定帮他们脱罪,让其一家团聚。这就体现了包拯第一次“面对自我”的成长。

  为帮助王氏一家,包拯找到文彦博以寻对策。他认为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上书皇上,惩治打死人在先的权贵葛氏,就能替王氏三兄弟求情,赦免他们的死罪。而文彦博却主张采取“迂回战术”,找出葛家以往的罪行作为筹码,让他们不敢追究此事,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初出茅庐的包拯明显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处事方式,面对处之若泰、游刃有余的昔日同窗、今日同僚,他思忖着,疑惑着,根据律法,用自己的方法能不能拯救王氏兄弟尚属未知,文彦博的办法虽能奏效,却不能惩治罪恶、弘扬正义。他不断在取“曲”还是取“直”、“坚持自我”还是“否定自我”的焦灼中摇摆彷徨,就在准备放弃自己的“坚守”时,“献锦”一事如当头棒喝唤醒了包拯,在重新“肯定自我”之后,包拯又一次得到了成长的“勋章”。

  如果说这件案子的复杂棘手和文彦博顾念友情道出的官场潜规则对包拯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那么恩师刘筠用实际行动对他的苦心劝诫无疑是一股巨流,把他推向了自我抉择的顶峰。公案自然还没有解决,但文彦博却因“献锦”一事牵连被贬,刘筠已生退隐之心,在离开之前用偷马贼的尸体换得王氏兄弟无恙,安排王氏一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面对恩师的所作所为,他震惊、不解,曾经悉心教导自己忠果正直的人生导师为官清正几十载,何以讲出“挠直为曲,斫方为圆”这样一番话?包拯开始觉得心中的信仰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准则”,试图调整自己的思维导向……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不负朝廷”、“致君泽民”而无愧于心?“直道多不容,枉道夫岂可”,包拯最终攻破了心中郁结的块垒,以“不敢不守天下之直”的决心,坚定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可以说《包公出山》是一出贯古通今、注重体现当代社会历史认知和现实感的创新之作,它果敢地截取包拯入仕前后这一人生的重要关节点进行演绎,正面叙述包拯对伦理、信仰、人与社会等多向度的选择、体认、探究与坚持,生动地表现了他的人格成长历程。同时,作为“成长戏剧”,该剧又富于浓重的象征效果,剧中的包拯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他代表着人们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对自我、社会的认知过程中达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融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典型人物形象构筑的当代性

  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剧变,历经千年的古典艺术文化和特有的美学传统经历着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与裂变,叙事艺术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逐渐形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发展趋势。《包公出山》中,包拯的形象构筑已经走出了片面追求其高大、正直形象的窠臼,转而使其走下神坛,褪去传奇的外衣,探寻其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及行动的力量之源。

  同样,戏中另外两个典型人物——文彦博和刘筠的人物塑造也十分具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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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徽剧《包公出山》剧照

  文彦博这个人物是极具复杂性的,主要体现在自身表现出的矛盾性上。表面看来,文彦博在官场如鱼得水,不是给人以风轻云淡的从容之感,就是挥洒着意气风发的满怀豪情。实际上却是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他在多次向包拯“坦言”只有掌握“曲折”之道才能在官场站稳脚跟继而平步青云,但没有得到包拯的认同之后,大发感慨,充满了“赢者有道”的自信,而后却不得不承认百年之后只有包拯这样的人才能永留青史;在向包拯提议用“以曲代直”之法解救王氏兄弟之后,却道出自己向亲生子灌输“正直”的人生价值观的目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其结果未免下流”;尽管最终被弹劾贬赴他地,虽有满腹遗憾却也似乎如释重负,更加坦然。这种表现人物身上深刻的复杂性及矛盾性的手法在过去的传统戏中是很少见的。

  人物身上深刻的复杂性及矛盾性同样也体现在对刘筠的形象塑造上。刘筠为人为官正直无私、嫉恶如仇,其以身作则的循循善诱是包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坚定基石,也是他精神信仰的强大支柱。但是在封建皇权的政治体制下,正直的政治家也常常需要把保全自身放在首位,不得不让步妥协于社会环境。刘筠隐忍一生,基于文彦博被贬的教训,最终在隐退之前安排一出“偷龙转凤”,替包拯解决了这件棘手的公案。这件送给包拯初次做官的“礼物”实际上是刘筠用其一生的为官经验及身体力行教导包拯:正直的品质固然需要坚守,但有时候以曲为直、以退为进才是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足见刘筠为包拯殚思极虑之苦心。

  主创者对戏中典型人物的开掘充满着对人文情怀的关注并折射当下:除去价值取向的不同,不管是包拯,还是文彦博、刘筠,都在自身不能脱离的复杂环境中不断与自己做着斗争、纠缠,这恰恰是当代人同样不能摆脱之“痛”。这就是主创者在该戏中注入的当代文人视角的深刻阐释和理性探知的品格,因此才能在艺术呈现上摆脱平庸与流俗。

戏曲文化自信的充分彰显

  包公戏之所以口耳相传流传至今,且历久弥新,不但因为这些剧目满足了历代百姓渴望有为民作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人物存在的心理诉求,更在于能够适应时代审美的发展,反映普通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包公出山》一方面传承了包公戏的既有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方面又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化精神内涵。

  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刘二人行为的处理上。该戏始终围绕“是直是曲”的价值取向推进剧情。通过包拯与文、刘二人的几番“曲直之辩”可以看出,这部戏并没有之前剧目“好恶分明”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没有对包拯的“不敢不守天下之直”一味肯定,对另外两人的“以曲为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进行打压谴责,而是用更加平和、理性的处理方式,从对立面的内心深处寻找“行动”根源,通过二人来表现封建社会官场的复杂性、封建主义伦理观念的虚伪性、欺骗性,让观众逐渐产生“共情”。虽然矛盾、分歧并没有消解,却得到了观众的理解和包容。主创者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融入戏曲化程式之中,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批判性的艺术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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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剧照

  另外,该剧还表现出了对法制精神的弘扬。在关汉卿的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包拯出于对王婆贞烈贤达的钦佩及王氏一家的怜悯,用偷马贼赵顽驴的尸体替换了本应受盆吊之刑的王三的自由,并在最后对其一家加官封赏。虽然包拯运用智慧达到了为百姓申冤、伸张正义的目的,却与现代法律精神相悖。但在《包公出山》里,包拯面对同样的公案却有了不一样的态度:对于王氏一家,他虽极具怜悯之心,但面对逾越法律之上的权豪势要,包拯并没有“运智铺谋”,始终坚持“明以正道,并予笃行”。这种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的创作,对于努力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目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徽剧《包公出山》在创作中体现了对现实美的新的理解、挖掘和表现,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自觉赋予剧本新的文化精神内涵,塑造出了具有独特性、深刻性、新颖性的艺术形象,在把握整部戏艺术风格上表现出了锐意而实在的拓展,因此能够进入观众的审美选择,具有强烈而持久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冯冬,安徽省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特约编辑:朱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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