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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路径(黄禾青)

发布时间:2020-05-13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黄禾青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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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五四”时期前贤们提出的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方案,以“现代性”的价值观,持续地创建和构筑着中国绘画的表现形态与健康体格。其立意之高,命题之难,使之成为贯穿近百年中国绘画史的世纪性课题。本文在追溯与反思中,探寻这一命题难于实现的原因,揭示了以写实主义为“主线”推动中国绘画现代转型存在的思想误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85美术新潮”两次意图借力社会变革实现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时代局限性,并将历史经验与教训置于新时代的语境之中,予以分析、梳理与归纳,探析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终极目的以及实现路径。

  关 键 词:中国绘画 现代转型 路径探析 85美术新潮 美术史论

  回眸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百年历程,有三个关键的时间点,连缀成线,凸显其貌。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85美术新潮”,三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来临及新媒体的广泛运用。这三个时间点是中国绘画回应时代诉求、观照世界、反省自我、为追求“现代性”以及重组秩序格局,而建构的人文主义价值体系的源发点和继续前行的接力点。虽时间点不同,方法论有异,但三者实现中国绘画“现代性”的目标始终如一,历史使命一脉相承。有所不同的是,前两个时间点的主要牵引力源自重大的社会变革,而第三个时间点虽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变迁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源自科技进步。所以,前一、二轰轰烈烈,第三则“润物细无声”。

  一、以写实主义为“主线”推动转型的缺憾

  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源发点。彼时,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吕澂、鲁迅等一众政治与文化精英,以“民主”“科学”“进步”“创新”等人文主义为本的“现代性”价值观为实现救亡图存进行了改造、革新,推动了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在前贤们的方案里,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鲁迅、吕澂,还是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他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到西方的写实主义上,价值指向皆由写意到写实,由曾经的“逸”入现实的“世”,进而实现“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新美学精神。具体到中国绘画这个点上,一方面“破”文人画的主体格局,也就是打破中国绘画自元末以来以倪瓒、黄公望、文征明、沈周,尤其是清初的“三王”等文人画风所主导的主体格局,挣脱他们思想遗训的笼罩与陈陈相因的程式化绘画表现方式的桎梏;另一方面,“立”写实主义,以“科学”“写实”的现代审美标准,重构中国绘画的价值主体。其成果概而言之:五四精神所阐发出的美学思想,启蒙和影响了彼时及此后不同时代的中国画家与批评家,吸引并聚集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画家以“科学”“写实”的艺术理想去探索、实践;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元末、明清以来中国绘画高度程式化的问题,瓦解了以强调书写性为主要绘画表现方式和追求写意趣味绘画观为主体结构的中国绘画总体格局;厘定了以“科学”“写实”为审美标准的中国绘画的价值取向,构建起了一个影响百年之久、以写实主义为主导的中国绘画的主流谱系与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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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竹枝图》卷 纸本 墨笔(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然而,正如张晓凌所言:“重温五四美术的现代性命题,忽然发现它们大都悬而未决”。的确,移植写实主义虽成功替代了晚清之际文人画的主导地位,却并未完全实现前贤们描绘的美学理想——建构起以人文主义价值观为根本的价值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具有“现代性”价值的美学思想与格局。

  二、“85美术新潮”对转型的推进意义及不足

  “85美术新潮”意在建构中国美术“现代性”价值体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阐发出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

  “85美术新潮”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打破了彼时以偏向意识形态化的写实主义绘画观为主导思想所确立的一统的、特定的价值观与美学标准(范式),另立了新的艺术价值标准,丰富了中国绘画原有的价值标准体系;二是这些新的艺术形式作为中国现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主要源泉之一,产生了一定的艺术和社会的双重效应,不仅在艺术界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与呼应,而且为撬动大众审美与价值观的转变架设了重要的支点。正因如此,一个具有“现代性”多元理念的艺术格局观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中国绘画领域开始萌芽;三是这些艺术形式以前所未有的面貌亮相,雄辩地证明了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材料也可以表现诸如西方现当代艺术等中国绘画以前从未表现过的艺术形式。彼时石破天惊的“中国绘画末世”之说不攻自破,这预示着中国绘画未来可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画家的自信心,唤醒了他们的创新欲望,为中国绘画持续“合目的性”的“进步”奠定了新的基础;四是其反叛写实主义所形成的压力,激发了写实主义的危机意识,迫使写实主义不得不理性地观照自我、反省自我,不断矫正前行的路线。至今,写实主义已历时百年之久,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健康的姿态,尤其是在当下信息时代所呈现出的时代风貌,除了得益于体制的特别关怀与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来自于“85美术新潮”的反向作用力也功不可没。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科学、多元的“现代性”结构,更有益于艺术的发展;五是不仅开辟了中国绘画的新疆域,更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画家们的思想,终结了特殊时期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单一性、工具论性质的惯性思维,使艺术创造有了“批判性”这一全新的思想维度。而且,将一批中国画家引向了从政治、哲学和文化的宏观视野中,思考和回答中国绘画现代转型这一“五四”遗留的历史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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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明 金莉莉《渴望和平》(来源:美术网)

  然而,“85美术新潮”以及受其影响的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拉近彼时当代艺术家理想中的中国当代艺术与现实创作之间的距离,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产生广泛共鸣与回响。

  三、借力社会变革推动转型的时代局限性

  两次社会变革后,中国绘画大致形成了以体制关照的写实主义为“主线”,以及游离在“主线”之外的坚持固守传统中国画(水墨)与“85美术新潮”催生的以现代水墨为代表的水墨新形态等几条“副线”并存的艺术格局。可以这样地讲,这种格局的继续没有实现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终极目标的可能。

  这是因为:一方面,独尊写实主义或以写实主义为“主线”,只能产生阶段性、单一性的线性实践结果所架构的艺术格局;另一方面,“五四” “85美术新潮”时期,两次意图借力社会变革实现中国绘画现代转型,难以建构“五四”所描绘与“85美术新潮”所承继的“现代性”价值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呈现出的“现代性”艺术结构。

  至此,借力社会变革推动中国绘画现代转型存在的时代局限性基本显露出来:一、两次社会变革,虽成功移植了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却并没有解放人性,实现艺术自治,又何谈引发中国画家群体性绘画观的“现代性”转变;二、受客观条件的影响,视域受限的中国画家难于建构俯仰宇宙的世界观。而所谓的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说到底是要持续、全面地实现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主体——中国画家绘画观的“现代性”转变。

  当我们辨明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实现路径与终极目标,于此刻清晰地、完整地浮出历史的水面,那就是:以人文主义为本的价值观,构筑中国绘画的价值体系;在全球化的语境里,重塑中国画家的绘画观。并以此为基础,持续创造和铸就中国绘画“现代性”的表现形态与科学、多元、互生的健康体格。

  四、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时代力量

  令人欣然的是,中国绘画现代转型伴随着21世纪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踏上了新的征程。与“五四” “85美术新潮”不同的是,这次的牵引力主要是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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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海棠》纸本水墨

  科技进步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具有革命性的。如照相技术的诞生部分取代了绘画的功能,并催生了现代绘画艺术,以及生宣纸生产技术的成熟与广泛运用,引发了大写意水墨的盛行,等等。历次的科技进步为绘画艺术输入的新的科技元素与文化力量,改变甚至再构了画家的绘画观,丰富了画家的创作手段,拓展了艺术的发展空间。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对于与其同时代的艺术而言就是一次翻天覆地的艺术革命。这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与以往的科技进步不同,不再是关于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而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这便极大地削弱了时间与空间对信息传播的制约,洞穿了过去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因信息不畅、交通不便等因素形成的本土与世界、历史与当下、全球化与地域主义之间的壁垒,逾越了人为设置的艺术迷障,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外来因素对艺术的操弄与规约。由此,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随之成为日常,现代美术的本质特征在信息时代的艺术探索与实践中得到全面的体现。这无疑让人们对在新的时代实现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终极目标充满了想象与期待。

  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和极易获得,使推动实现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主体——中国画家,以更快捷的方式获得并传递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画家的视域,及时地引发他们从绘画观到方法论的“现代性”转变。这促使了他们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重塑自我,将自我审美取向与发展目标自然而然地摆进世界美术发展的大格局之中。具体来讲,一是信息获取与传播的便捷,为中国画家了解世界文化艺术历史与及时、准确地掌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文明的新形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置身其中的中国画家们在感受世界文化艺术的历史变迁以及在新时代的多元发展与变幻,经历与体察未曾有过的艺术历程和当代性经验时,必然形成听命于自我真实感受的绘画观,并以此为基点,展开新的艺术探索与实践,而非尊崇和套用既有的艺术理念与曾经的艺术表现形式。二是中国画家在快捷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选择、淘洗,并汲取有益且多元的文化养分的过程,必然根本性地改变过去中国绘画现代转型主要依靠国家意志与少数先知先觉的政治强人或文化名人的呼吁和推动以及系统内的自我更新与本土化的自我内生来实现的几个基本模式。进而转变为信息时代中国画家群体性自由的各取所需创作资源与自律式的艺术践行方式。简言之,信息资源的极易获得,不仅拓展了中国画家的视野,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家的创作资源,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实现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方法和模式。中国绘画的表现形式与内容随之立体化与多元化,现代美术的本质特征自然而然地得以彰显。三是信息时代个人获取信息的高度自由化,让中国画家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权力、资本力量、传统观念、社会习俗等的控制与约束中释放出来。只有实现了这种基础层面的转变,方能充分张扬中国画家作为社会成员的个性与价值,方能彰显现代美术的本质特征。如此以来,曾经唯意识形态的创作理念和方式逐渐淡化,甚至转变为艺术创作有益的应用资源,丰富中国画家的创作思想与手段。四是信息时代的便利条件,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画家的创作热情与创新欲望。喜欢新颖美好的事物是人的天性,因此,在审美感受中,美和新是紧密相联的。求新求变既是这个时代中国画家的主流意识,更是当下中国绘画发展的时代诉求。中国画家只有不断地更新绘画观,开拓新的绘画领域,才能最大程度地反映中国绘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体现其“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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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游在空中的鱼》纸本 水墨

  从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来看,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框架中展开文化艺术的创作在远古时代就已出现,并非新鲜事物,但过往的任何时代皆不可能像当下的信息时代彻底、全面而具有革命性。我们以前也有信息的传播渠道与方式,但绝无一部手机“掌”握“天下”那样量大、优质、方便与快捷。这既是包括“五四”与“85美术新潮”以往的任何时代想要给予却无力给予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时代力量,也是决定中国绘画现代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之所在。

  观察当下中国绘画的发展态势,上述对中国绘画现代转型在新时代的预设和推演,正在迅速地转变成一种过去式。因为,早在网络技术开始推广应用的时候,一些嗅觉灵敏的中国画家就已开始借助信息技术革命这一变革文化艺术的时代力量,展开自身的艺术探索与实践,与新生代画家一同谱绘着中国绘画绚丽多姿的时代风貌。写实主义在更全面、更广泛地审视与吸取世界范围内绘画艺术的历史与当代性经验后,与画家的审美取向、生活体验、创作经验等的有机融合,已呈现出既反映国家意志,又关怀现实生活,同时借助物象的刻画表达某种观点等多维度、立体化的表现形式;当代水墨不只是以水墨、宣纸等传统中国画材质表现如“85美术新潮”时期纯粹的抽象水墨,而是当代中国画家在时代力量的激发之下,有意识地应用水墨、宣纸等传统中国画材质表达画家审美情趣或理想的再创造,与“85美术新潮”时期的水墨形态相较更加立体而多元,自然更能体现其时代性与先锋性;传统形态的“中国画”或“国画”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也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不断尝试借助现当代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法,改造传统符号,再构笔墨语言与图式。具象与抽象、写意与写实、传统与当代、本土与域外等已在表现形态上没那么“严谨”,或拆除边界的相互交融,或跨越时空的“拿来”,甚至应用非传统中国绘画的材质表现所要表达的内容与形式,呈现出既迥异于过去与传统,又有别于他者的独有的风格样式。2015年、2017年、2019年连续三届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以及近两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等重要展事所展示的部分作品,已经很难再以工笔的或写意的、传统的或现代的、具象的或抽象的、内生的或“拿来”的等予以归类与区分,而只能以中国绘画予以统称(这也是笔者在此文中一直将中国绘画这一概念以“中国绘画”称之而不以传统的“中国画”“国画”“水墨”等称谓的原因),这是一个意涵更为复杂、形态更为多元的超级概念。这不正是中国绘画的现代形态与其想要建构的独有的新体系的雏形吗?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体现中国绘画的“现代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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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禾青《松的节律系列之一》96Ⅹ178cm(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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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禾青

 

  作者:黄禾青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4期(总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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