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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叙事话语变迁(范志忠 王家明美)

发布时间:2020-01-19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范志忠 王家明美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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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叙事话语从20世纪80年代初侧重于对农村愚昧落后意识的批判以及现代文明的启蒙、反映现代性与农村遭遇后激起的思想嬗变与情感波澜,演变为新时代以来日益关注如何在现代文明的感召下劳动致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农村题材电视剧深刻透视农村与农民从外在生活到内在精神的变迁脉络,以纪实性与艺术性兼容的审美追求,谱写了一曲新时期中国农村与农民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之歌。

  关 键 词:转型期 电视剧 农村题材电视剧 叙事话语 电视剧理论

 

  电视剧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历史与现实的镜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整体进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新型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虽然整体而言,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的创作相对匮乏。例如2018年央视收视排名前30的热播剧中,都市情感、家庭题材依旧占据最大的比重(33%),而农村题材仅占7%;[1]但是,由于因“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村题材所折射的传统与现代、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不仅有助于推动农村题材电视剧走向繁荣,而且对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转型期中国农村所面对的症候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汉书》曾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广袤的土地上历经多次人口大迁徙,近代社会更是出现了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但是,以往人口迁徙更多是出于战乱、灾荒或者人口膨胀的压力,是一种被动的人口大迁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管理政策的主动调整,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据统计,中国城市人口从1.73亿起步,在2018年猛增到8.3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6年的30.48%上升到2018年的59.58%。[2]其中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研究,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还在继续增加,估计平均每年进城的农民在1500万人左右。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徙,其规模之大,影响至深,举世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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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外来妹》海报

  在这种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构成了特殊的打工阶层,“农民工”这一形象应运而生。1991年成浩执导的《外来妹》之所以风靡一时,就是因为该部电视剧深刻地表现了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而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共鸣。与此同时,农村题材电视剧开始将镜头聚焦于穷乡僻壤的中国农村,探讨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历程中,农村何以陷入贫穷落后的原因所在。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大多流露出了现实主义的悲情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农民对现代文明追求中的冲突的真实写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逐渐发现了象征着闭塞、落后的乡村在象征着开放、进步的城市面前的劣势,城乡居民的身份矛盾无法调和。农村人向往城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并因此对自己所处的乡村生活环境产生了自卑感。他们对城市抱着美好的幻想和向往,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往往以悲剧收场。例如《太阳从这里升起》(1986)中代表着农村文化的村姑年香,对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工人张磊所描绘的城市景象无比向往,渴望有一天可以逃离村庄进城里去,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古船•女人和网》(1993)中的农村姑娘香草认为,代表城市文化的葛小川比自己代表乡土文明的对象小豆倌更有魅力,并感叹“跟矿上的人相比,我们的日子真没劲啊”。主人公抱着对城市美好的幻想和向往却接连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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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古船•女人和网》剧照

  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则是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剧《雪野》(1986)。这是一部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描写了农村妇女吴秋香的四次求而不得的爱情经历,她是多么渴望爱与自由,可是落后、封闭的社会环境带给她的却是幻灭与失望,正如主题曲里唱的:“苦辣酸甜撒一道,悲欢离合装满车,压出深深的两道辙”,流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情绪。卢卡契曾说过,现实主义不仅要揭示出客观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要揭示这种必然性与人本身、人的自身发展和内在丰富性的关系。[3]这种带有悲情色彩的现实主义美学,在引发人们精神共鸣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农村现状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

  尽管带着悲情色彩,该剧对当时社会的映射意义仍是不容忽视的。主人公吴秋香的生活轨迹恰好映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创作者用吴秋香的四次情感经历和她人生观、爱情观的进步革新,表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社会变革给人民带来的影响。在吴秋香的第一段婚姻中,她以“两袋黄豆”的价格被“卖”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齐来福,但她从未停止过对命运的抗争,在改革大潮中将两袋黄豆变成了数以万计的财富。“两代黄豆”与“万元户”,寓意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她所创造的不同价值。吴秋香命运的改变与社会转型紧紧挂钩,社会变革扩大了她的眼界、赋予了她新的机遇,为她的人生带来了转机。而她也抓住了社会变革带来的机遇,在开办家禽饲养场、大车店和饭店的过程中,对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明确,也对世界和爱情有了新的追求。虽然她一次次自由追求爱情均以失败收场,但也就是在一次次挫折打击下,成长为一个具有时代思想、文化、心理特征的新女性。创作者用主人公充满坎坷和机遇的一生,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中的种种阻力,谱写了一曲农村与农民的悲壮之歌。《雪野》的巨大魅力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现实主义。

  其次,是女性悲情角色的塑造。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一直是权力的拥有者,而女性则是现实苦难的承受者和牺牲者。女性角色形象是时代的产物,是漫长历史过程的一种客观反映,是我国社会中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4]影视剧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又是现实矛盾的戏剧化呈现,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形象、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的研究,可以侧面了解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从而由此透析社会各个时期的风貌和历史的重大变革。

  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塑造了为数众多的苦难女性形象,她们多是受传统伦理迫害、束缚的农村女性。如《喜鹊泪》(1982)中的喜鹊与心爱的农村小伙私定终身,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抗争无望后,万念俱灰的喜鹊含泪自尽。《白色山岗》(1988)中的新寡妇青草被剥夺了作为独立人格生存的权利,不得不活在死去的丈夫的阴影之下。虽然存折被村支部没收、人身自由被限制的青草依然勇敢追求自由与爱情,但最终还是被残忍杀害。类似的还有《山月儿》(1987)中的山月儿,《篱笆•女人和狗》(1989)中的枣花与枣花娘等。《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1991)《古船•女人和网》(1993)“女人”三部曲无疑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代表性作品。《篱笆•女人和狗》中的枣花虽然与青梅竹马的小庚早已两情相悦,却仍然在“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传统观念下嫁给了葛家三儿子铜锁,婚后生活百般不幸却无可奈何。仲呈祥指出:“《篱笆•女人和狗》等‘农村三部曲’写的实际是当代农民的心史。”[5]三部曲的导演陈雨田则认为:“现代文化与古老文化的撞击,是这部戏的神经中枢。”[6]三部曲通过描写茂源父子和枣花母女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纠葛,映射出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在女人们的爱恋悲剧中,人们看到了农村正在挣脱传统枷锁的羁绊,以及现代文明的时代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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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笆•女人和狗》海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过程中,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嬗变和传统乡村的解构与重组。由于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主创人员更多秉承了“五四”时期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立场,剧作所塑造的人物以及所叙述的故事,呈现出古老乡村的封闭落后与迟滞不前,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虽然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年聚焦“三农”问题。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不再满足于对农村落后意识的启蒙与批判,更加侧重于农民脱贫致富,具体落实为两大主要表现形式:

  一是叙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抒写农村生活的新秩序。城乡的二元分割是传统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里首次把发展中国家的“二元性”刻画出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可以概括为落后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同时共存。[7]因此,要打破城乡的二元对立局面,首要就是让城市的资源向农村流通,城市的技术传递给农村,城市现代化观念进入农村,用城市化的架构构建农村的生活秩序。这一时期的电视剧作品,全景式地呈现出了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农村、农民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如《文化站长》(2007)中管文化在乡政府干部民主选举中当上了“文化站长”,上任后与副手二林策划出“拯救文化遗产”的“大文化”构想,后又在乡村小学老师周静的启发下在全乡发起“全民健身操PK大赛”“秧歌舞大赛”等现代文化比赛。《幸福生活万年长》(2013)中的万跃进在退居二线后,受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承担起县里下达的垃圾清洁工作,与书记马彦妤一起漂亮地完成了县里“植树造林,清洁垃圾,保护母亲河,建设新农村”的任务。这类作品还有《喜耕田故事》(2006)中农村版权意识的觉醒,《永远的田野》(2010)中对环境保护的呼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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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田野》剧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电视剧所塑造的乡村女性形象,已不同于传统农村妇女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开始积极追求个体独立和爱情自由。如《当家的女人》(2003)中的张菊香、《插树岭》(2006)中的杨叶青、《圣水湖畔》(2005)中的马莲、《女人的村庄》(2009)中的张西凤等农村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成长为引领农村发展的带头人物。女性的进步,往往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象征。因此,农村题材电视剧通过叙述乡村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反映出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开始挣脱传统乡村社会落后意识的桎梏,在广袤农村大地建构生机盎然的新的生活秩序。

  二是塑造农村致富带头人物,展示美丽乡村新气象。1994年,我国启动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扶贫上升为国家行动。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重点在塑造各种类型的带头人,大学生村官、干部下乡和科技下乡成为这一时期电视剧的重要内容。如《山羊坡》(2001)中北京女知青蒲春雨下乡后用自己的积蓄带领村民们植树造林走上致富之路,《庄稼院里的年轻人》(2001)以黑龙江致富标兵苏艳霞为原型,讲述了农村女青年二凤和家人及乡亲为改变家乡面貌,在村里试验田搞绿色开发最终带领全村致富的故事,《花开美丽的季节》(2010)里两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曹沐春、马小凡下乡到农村基层当村官的过程中,以新思路、新观念为农村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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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美丽的季节》海报

  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深刻地展示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和农民的心理嬗变。虽然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占比不足,但仍然涌现出了一批口碑、质量俱佳的精品。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对农村现实了解不足,过分追求收视率等原因影响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真正熟悉农村生活的创作主体严重偏少,能够唤起农村观众共鸣的作品因此也严重不足。在题材类型纷繁、年产量庞大的中国电视剧家族中,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生产和播出量在多数时间里并不占优。优秀的农村剧作品,如《圣水湖畔》(2005)《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007)等,曾经创造了收视奇迹,如今却胜景不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社会变迁,农村人口空心化,缺乏农村文化背景的创作者无力面对复杂深刻的农村问题,难以写出表现新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无法带给观众感同身受的体验,这或许正是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薄弱的症结所在。因此,创作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精品力作,客观上要求创作主体必须深入农村生活。唯有对农村生活细致入微的体验和感悟,农村题材电视剧才有可能真正表现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下农村建设的新气象新面貌和新格局。

  其二,部分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出现奇观化、媚俗化现象。有一段时间,以东北喜剧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大胆运用了喜剧形式,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夸张逗趣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生活状态。然而,这类电视剧在极高的收视率下,也蕴含着对喜剧手法的过度放大和现实主义缺失的创作倾向。为了突出戏剧效果,该类剧作刻意塑造愚昧、落后的农民形象,使用夸张化的小品手法,降低了艺术作品的审美水准,剔除了历史和社会批判与反思的色彩,已经呈现出了反智倾向和傻乐化特征。[8]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文艺发展与文艺建设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要求。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与引导下,农村电视剧创作涌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都可圈可点的精品力作。

  由于时代的变迁,部分农村题材电视剧试图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中审视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进步。比如《小麦进城》(2012)从城乡对立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一个农村姑娘在城市里近30年的奋斗历程,以此来展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潮”中城乡居民的矛盾、心态以及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成长;《老农民》(2014)的故事从土地改革一直讲到农业税的取消,在跨越了六十余年的故事时间中全景式地展现了自建国以来的农村生活以及农民精神世界的变迁;《平凡的世界》(2015)改编自著名作家路遥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故事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陕北农村在改革春风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剧变与迷茫,围绕着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的人生经历阐述了当代农民的自尊与自强。《黄土高天》(2018)改编于莫伸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以中央“一号文件”这条线贯穿始终,故事横跨40年,涉及三代人,聚焦“三农”问题,通过小人物书写时代运势,谱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三代农民的奋斗史、中国农村的改革史和中国农业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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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民》剧照

  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工作。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乡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尤为突出,乡村振兴成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主旋律,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如何拓宽题材思路,充分书写当代农民自身的情感渴望、价值诉求和生活愿景,已成为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者不断追寻的目标。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选材已经突破了诸如农村脱贫、农民进城、科学种田、乡镇企业等传统题材的书写,以新的视野积极反映当下农村的新气象、新风尚与新矛盾,比如,农村文化建设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的土地流转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新希望,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农村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新农村建设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诸多现实问题,都成为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表现的焦点和热点。与此同时,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农民形象内涵同样发生了当代性的变化,当代农民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那样机械地坚守土地和依赖土地,做土地的忠实信徒,而是既注视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又着眼于土地与市场的联系,在两者的互动中确立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当代农民的时代视野、科技意识、环保意识、生态观念、市场思维、创新精神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向,他们是建设新农村的新生力量和希望所在。如《青恋》(2017)、《麦香》(2019)、《年年岁岁柿柿红》(2018)等农村题材电视剧,正是以这种新的视角聚焦当下的农村建设,将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观完美地融入剧中,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有机关系,展示了一幅幅美丽生动的绿水青山乡村景象,“绘就了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有机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画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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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香》剧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史,与蓬勃发展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农村题材电视剧,从改革初期以现代化的视野与情怀去关注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反映现代性与农村遭遇后激起的思想嬗变与情感波澜,探索农民与农村奔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到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将镜头对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变革图景,深刻透视农村与农民从外在生活到内在精神的变迁脉络,借助影像艺术反映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命运轨迹与精神历程,以纪实性与艺术性兼容的审美追求,谱写了一曲新时期中国农村与农民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之歌。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现状与传播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6BC041)阶段性成果。

 

  [1] 尹鸿:《2019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http://www.199it.com/archives/874800.html,2019年5月14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

  [3] Lukács, György. Realism in the Balanc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Norton, 2001/01, 1033-1058.

  [4] 风笑天:《变迁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社会》 1992年第7期,第14-19页。

  [5] 仲呈祥:《谱写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民“心史”》,《人民日报》,2018年8月9日。

  [6] 张凤铸、胡妙德:《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

  [7] 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139-191.

  [8] 周志强:《赵本山的乡村叙事》,《中国报道》2010年第12期。

  [9] 范志忠:《〈麦香〉: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求是》2019年第13期。

 

  作者:范志忠 王家明美 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2期(总第51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杨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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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2期(总第51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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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以来农村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反思(薛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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