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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电影的公共参与属性和实践路径(谭政)

发布时间:2019-02-12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谭政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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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改变了对我国电影性质的认知,从单纯强调电影的宣传教育性质,到逐步重视电影的娱乐性质,具有明显娱乐特点的电影不断增加,也促使我国自电影产业化改革后仅用了十余年时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电影娱乐化一家独大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造成叫好叫座影片不多的问题。我国要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实现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和电影文化影响力的本质提升,除了在电影叙事、电影技术、产业链完善、电影管理等方面着力外,也需要拓展对电影性质的认识,特别是认识和强化电影作为文化实践的公共参与性。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电影行业的多元而健康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国电影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责任的实现。

  关 键 词:电影产业 娱乐大众 公共参与 社会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电影性质的认识不断丰富深化,电影的艺术性、文化性、意识形态性、工业性和商业性、媒介性等都曾先后进入中国电影理论的视域中。20世纪50年代时对电影宣传教育性质极度强调。改革开放后,人们在重视电影的宣传属性、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其作为艺术和商品的属性,甚至出现“一仆三主”之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电影的娱乐性质开始引起学者、从业者、管理者的重视、讨论,并最终因为电影行业的整体困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而逐渐得到认可与重视。

  随着产业化改革深入,资本深度介入和互联网生态渗透,电影的娱乐性在某些领域发展到极端。中国电影已经充分处在产业链尚不健全、自律性尚不完备的市场环境下,票房成为电影投资主体回收成本和逐利的根本所在,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被最大化。但中国电影业如果完全沉浸在市场、利润、营销等话语之中,则前景堪忧,况且当下各种奇怪现象已经出现。经过一二十年的改革,中国电影取得了种种成就,但不足之处也应重视,比如主要还是靠票房回收成本,产业链不完善,存在不合规的市场行为,明星天价片酬已影响到创作本身,观众消费趣味较为单一,分众化市场远未形成,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少,尤其是唯票房为目的带来低俗之作,甚至有论者用“娱乐至死”评价我国电影行业现状。

  故电影主管部门将2017年设定为“电影质量促进年”,着力提升电影品质。随着各界对内容的重视,以及观众的日渐成熟与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电影的质量逐渐提升。我们既要承认我国电影产业化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某些缺失所造成的文化问题。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电影技术和叙事技艺等方面的质量提升固然重要,但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回应人民的社会关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而且,重视和提升电影社会公共参与,助力社会向上发展,既是电影社会效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表征。

  公共参与也称公民参与、公众参与(civic engagemeng/civic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或者公民团体、基于主权的认识与实践,以及透过公民意识的觉醒,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导向,对于政府的作为以及政策,可获得充分的资讯,同时也有健全参与的管道,付出自己的情感、知识、意识与行动,以影响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的自发性公民行动”。[1]需要明确的是,公共参与不等同于政治参与,公共参与的意涵和领域更为广阔。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政策一直倡导公民的有序参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越来越重视改革体制、扩大公众参与。

  经过长期实践,公共参与在我国也逐渐成熟。我国的许多政策和法制的制定都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立法酝酿了13年,从“征求意见稿”到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草案”的三次审读,都离不开公众的意见参与。《我不是药神》等现实主义电影热映并打开一扇抗癌药政策、医保事业的“政策之窗”,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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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参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民众的文化水平及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等。一般经济发展越好,民众受教育程度越高,公共参与的成熟度就越高。在一个社会中,公共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很多。在当下中国,电影开始成为公共参与的一个有效途径。虽然电影是文艺创作者的作品,但是它来源于社会,并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现实主义力作,是对社会最为真切的反映,最能和社会发生直接关系,反映民众心声,表达民众所想,因此天然有公共参与的便利因素和途径。

 

  电影应有公共参与属性和功能

  电影的发达与否能直观体现出一个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程度。电影因其视听信息传递的便捷性,与大众关系的亲密性,处在舆论风口的中心地带,对周边文化产业具有带动性,极易产生社会影响力,在诸多文化事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两个百年”目标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自然也是题中之义。承接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电影在具备量的规模基础上,应该追求质的螺旋上升,参与到社会文明提升的前进洪流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中,作为文化产品的电影强调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些效益的实现依赖于电影的多种属性,但娱乐属性也无法忽略,甚至是通过它来实现的。每年几百亿元票房总额,十多亿人次的观众走进影院,他们是为了放松自己、陶冶心性及增广见闻,而娱乐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在当下的文化消费中,让自主的观众花钱去接受思想教育已经很难。只有那些应和当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运用与观众接受心理契合的叙事方式的电影,才能在市场上被观众广泛接受。同样,能够发挥公共参与功能的电影也必须遵循这些规则。

  与观众心理契合,娱乐他们的心灵,是电影作品本应有的功能。在社会发展向上提升的过程中,电影作为商品,其在文化属性、娱乐属性、意识形态属性之余,也应具有公共参与的属性。十九大报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一节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文艺创作。电影发挥公共参与的作用是对倡导“三讲”极好的呼应。电影从娱乐大众发展到公共参与是应有之义,这既是电影本身的提升,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在中国,反映促进社会公共参与的电影作品在有些题材中业已存在,尤其是关于法制建设的作品。比如《秋菊打官司》,秋菊执着地要求说法,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虽然她的诉求一波三折,但这是法制意识对熟人社会的碰撞;在《被告山杠爷》中,堆堆坪的山杠爷为了村里的事务像个大家长似的做了很多出格的事,虽出于善意但仍属违法,最后成为被告被带走,乡亲们接受不了,但这是现代法制意识对乡村宗法意识的诘问;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因为假离婚成了真离婚而无法接受,尤其是受到人格侮辱,于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一路上访告状,影片的主题虽是上访,但对相关法制的普及也不言而喻,同时对一些不积极作为的慵政、懒政进行了批判。这些电影都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反映了民众法制观念的进步,但也说明了法制在社会某些角落的缺失,力促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及普及工作。在反映反腐斗争方面,中国电影也有作品起到疏解公众愤懑心理、促进反腐斗争的作用,比如在《生死抉择》中,李高成风清气正的公仆形象深深打动了观众,当时影片在全社会掀起了观影热潮,获得了很高的票房,也引发人们去思考腐败产生的根源,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制度措施去防止腐败,让反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当然,以上这些电影作品离理想意义上的公共参与还有些距离,但它们在开化公民法制素养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虽没有即时对国家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产生直接影响,但能够在社会的进程中对民众和行政机构潜移默化,为新的更好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出台做好舆论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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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抉择》剧照

  在一些电影业发展不错的国家,有不少电影发挥公共参与功能的典型例子。如韩国的《熔炉》,影片根据韩国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中性暴力事件为蓝本,讲述令人发指的弱小孩子被性侵的故事。影片在韩国一经公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产生了巨大的舆论,以致警方重新调查旧案,最后严惩罪犯,并让韩国国会在2011年10月28日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加强了对残障人及不满13岁的儿童性暴力犯罪的惩处力度。美国电影也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华氏9/11》,时任总统乔治•布什的中东政策不得人心,这部影片直批他的不当政策,让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淖。虽然这部影片没有阻止布什的连任,但成为了当时最成功的美国纪录片,影片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奖,全球票房2.22亿美元,在美国本土也获得了1.19亿美元的高票房,可见它代表了美国不少民众的内心所想,发挥了一定的舆论作用。印度也有很多电影直接介入社会问题,完成公共参与的功能,如《神秘巨星》针对女性的歧视等不公正待遇,《撤离科威特》批评行政部门的官僚主义,《我的个神呀》《偶滴神呀》等影片讽刺借宗教蒙骗百姓的宗教人士。这些影片反映和批判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并被观众广泛接受;在娱乐的商业主流电影叙事中融入对社会的态度,既疏解了社会中公众的不平情绪,缓解舆论压力,也能从正面引导公众提升素养和影响政府的政策实施。印度甚至有影片《帕德玛瓦蒂王后》因大胆对宗教题材的表现引起地方邦的不满而被要求禁映,但联邦法院拒绝颁发禁令,保护影片在该邦正常发行上映。这种影片的法案判例也让公众甚至地方公务人员知道宗教情感和法制之间本应有的分际,宗教情感不能逾越法制界线。

 

  电影公共参与的条件和途径

  中国电影在反映社会现实、弘扬主旋律方面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革命历史题材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血战湘江》为代表,警匪片以《湄公河行动》《无双》为代表,军事动作片有《红海行动》《战狼2》为代表,现实生活片有《中国合伙人》,再加上喜剧片《泰囧》、爱情片《北京遇上西雅图》、嫌疑推理片《唐人街探案》,这些影片从叙事形态到观众接受到学者评价均取得了比较理想的均衡,有的影片还获得了非常高的票房。这些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在形塑当下中国形象方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确实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正欣欣向荣的新兴大国的形象,能够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在呈现中国梦想、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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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除此之外,电影还应在社会公共参与、提升公民素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文艺片与艺术片要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思考,对社会弊病进行针砭,对人性进行探询,对世界进行终极思考,引导社会文明向上发展。当电影为观众提供精神抚慰以及休闲的时候,对观众思想产生潜移默化作用的同时,可以帮助设置公共议题,引导公众舆论,助力良性公共政策的诞生,发挥公共参与的效能。中国已经在迈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奔驰,社会的稳定性方面已经足以承受民众的公共参与,而民众公共参与能力的高低也能反映社会治理体系是否健全、证明社会成熟程度的高低,这方面能力的提高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除了前文提到的党和国家力促公民的有序参与等方针政策外,当下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电影作为公共参与的有利条件。

  首先,电影业已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从许多方面通过法制条文保障了电影产业的向上发展,法律明文规定:“国务院应当将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将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许多省市都推出了扶持本地电影创作的政策,提供基金支持。中国电影比以往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法律条文还规定“从事电影活动,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电影对社会的公共参与便是社会效益优先的重要体现。同时,电影局划转中宣部,成立国家电影局,相比以往所处的行政地位,有更为有利的行政条件,因为更为独立且位阶有所提升,应该更利于电影产业的行政管理和自身发展。电影在公共参与方面,应该能够得到主管部门及时有效的调适。

  其次,中国的传媒环境已经完成了从单向传播向互动传播的转型,新媒体的爆炸式发展下,人人都是媒体人。2018年8月2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在这种随时通过移动端进入网络触碰社会经络的当下,人们可以即时通过自媒体发表意见,参与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现在谁都可以作为影评人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发言,电影对社会的触动更能迅疾通过观众的新媒体端传导至社会的各个深处,并因为大众的反馈而产生新的爆炸式的传导,同时也可以即时反馈到相关的行政部门。相比以往,如今行政部门应对舆情的能力已经大有提升,能够及时化解一些舆情问题,而且很多问题的解决往往顺应了民众的心理期待。

  再次,当下中国电影已经在内容创作方面体现出对社会公共参与的可能性。这些影片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表现幼女受侵害的《嘉年华》,关爱留守孩童的《留守孩子》,关注自闭症儿童的《海洋天堂》。或许这些影片在社会上的影响较小,社会公共参与比较弱,但2018年暑期档《我不是药神》的热映,让电影的公共参与成为显著的现实。绝症进口药的天价存在,让众多底层民众在病患面前只能等死。随着患病基数的扩大,治病难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尤其是癌症经常摧毁一些家庭。因为《我不是药神》反映了民众真正的痛点,所以影片一经上映便在社会上形成舆论热点,引起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票房也迅速攀升,并形成了高药价导致病患疾苦与高成本开发新药的知识产权等问题的大讨论,李克强总理为此作批示,“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2]从影片公映到形成舆论热潮,到推动公众政策的改进,且此前中国政策已经决定了进口关税的下调,《我不是药神》的公映正是电影公共参与过程的完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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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文艺的繁荣发展,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电影的公共参与也是这一创作方向的着力点,因为这是为了民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电影创作,是为了提升社会建设水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电影创作。当然,电影的公共参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存在很多陷阱,比如舆论的走向是否走向正面、相关政策改进条件是否具备、配套措施是否完善等,都会影响公共参与的实际效果。不过,无论如何,电影的公共参与是电影业发展进步的表现,更是公民素养提升的彰显,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征。

 

  [1] 徐文新:《专家、利益集团与公共参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7页。

  [2] 《总理批示〈我不是药神〉直接民生痛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7/19/content_5307605.htm,2018-07-19/2018-08-17。

 

  作者:谭政 单位: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总第40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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