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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除了故事还有爱(蔡益怀)

发布时间:2018-12-17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蔡益怀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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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文章目录与摘要朗读版

 

  内容摘要: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又不是纯粹在说故事,相反是在表现作者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的洞察。小说的创作始终讲的是洞察力、表现力,即对社会人生的体察与烛照,以及故事的精巧、圆满,给人带来阅读乐趣,同时又让人得到一种人生的启迪。

  关 键 词:小说 文学 真诚

 

  一、真正的创作是一场恋爱

  小说是一种艺术,产生于真见识、真性情、真功夫,笔底作不得假,文字一伪饰就面目可憎,荒腔走板。所以,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我特别看重作者的真情、真意、真爱,即真诚的文心,以及对艺术的痴爱、对人的真切关爱。有这种艺术心性的人,自然会在小说技艺方面下功夫,努力写出高质量的作品,做出成绩。相反,虚的情、假的意,或偷来的情、袭来的意,都做不出真的文章真的爱。在此,特别结合《香港作家联会会员小说作品集》的阅读体会,就小说创作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真正的创作是一场恋爱,这是我对文学创作所抱持的一种信念。通读本小说集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艺术上用了心的作者,笔下的文字总有值得欣赏的质量。在香港作家联会这个文学群体中,刘以鬯、陶然、周洁茹、葛亮等,都是小说名家,他们的创作也都各有胜场。

  刘以鬯是作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创作一向以手法多样、求新求异著称,在香港文学界享有盛誉。其代表作品《雾里街灯》创作于1961年,是一篇别具意趣的极短篇。故事是一个少年怀春的绮梦。作品中的“他”坐在西书摊上,透过雾里灯光,凝望对面街头一位浓妆艳服的老女人。他怀着“青春秘密”,做着一个“未熟的梦”“一座满载狂热的升降机,从心脏直升喉咙”“欲念脱下了外套,赤祼祼地站在雾中,鼓足勇气,向道德宣战。道德尚未竖起白旗,但快乐已在火屋里舞蹈”。他目睹这位已无法用白粉掩盖皱纹的老女人,被酒醉的美国水兵掌掴脚踢,却不曾哭泣,这是一个已经没有眼泪的女人。他对她怀着幻想,甚至知道10块钱就可以带她走,但始终“没有勇气踏过斑马线”。最后他在春雾中看清了对面,灯杆旁站着的不是个女人,“而是一个邮政信筒”。好一幅迷离水彩,营造出湾仔修顿球场附近酒吧街的醉梦幻象。这个小说的笔法和语言风格,与作者的代表作《酒徒》相当的接近,似乎可视之为后者的前奏。

  “故事新编”,旧瓶装新酒,赋予经典元素以新的意蕴,实乃二度创作的极佳形式,是香港读者颇为受落的创作类型之一。在当代香港作家中,刘以鬯、陶然在这方面都有广为人知的创作实绩。以陶然的《迷魂阵》来说,将三国人物诸葛亮带入现实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写出一个执法人员的困境,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间。故事中的“我”是食环署的资深员工,可是在执法过程中连番碰壁,在内部升迁中也失意受挫,奈何他纵有孔明之才聪明一世,也有百密一疏留下祸患的时候。小说巧借经典文本中的人物与情节,形成今与古的互照,无疑是对传统故事的创造性发挥。毛姆说过,作家的骰子是装铅的。确实,小说说穿了就这么回事,一种文字的“游戏”,它靠故事吸引读者,带来欣赏的趣味。小说的情节是吸引读者的圈套,离开了故事情节,小说什么都不是。但是,除了故事,小说还是人生。骰子里的铅是智慧的晶体,是一个作家对生命的洞察与发现。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小说。

  对于小说,我有一个相当固执的想法,作品要好看一定要有生动的情节,充实的内容,绵密的细节,富于质感的肌理,同时又要有思想的铁质,能够带出一种洞见,给读者以阅读的满足感。所谓情节,其实就是卖关子,设机关,引君入瓮,产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惊奇感。而这种能力又同传统的写实功底分不开。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不具备一定的情节组织能力,没有细节描绘功力,那就好像画家没有素描功底一样,只会是一个蹩脚的写作人,他/她的作品一定不会好看。

  巴桐的《摩罗街孖宝》、张文中的《豺狼的微笑》,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写实能力,以及情节的起承转合能力,是值得欣赏的力作。《摩罗街孖宝》以细致的笔触活画出一个古董商的形象。故事中的陆润庠是摩罗街的“古董师爷”,吃进沽出,鉴真辨假,眼光精准,有“老猫”称号。作者潜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人物的内在视角审视摩罗街,这样人物的一举一动、所见所闻,也就有了一种现场感,氛围也有了在地气息。有了这样的笔力,一个古董老猫的形象自然也就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小说人物就应该是这样的,能够让读者见得到、听得到、想得到、甚至触摸得到。《豺狼的微笑》取材于商业活动,真实反映了商场上尔虞我诈的利害关系,同样是一篇有分量的小说。作品中的两位商界奇才,邓玉倩、韩大伟,既是同事又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二人既暗通款曲,又明争暗斗。故事的情节峰回路转,不到最后一刻真的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豺狼”。我特别欣赏这个作品,其一是作者的写实功力,其二是题材的社会性。这个作品的情节安排尽显传统小说的章法,故事起伏跌宕,张弛有度,又回环照应,读来意趣盎然。而在题材方面,也充分体现了香港社会的特点。都说商场如战场,这是一个考验人性、鉴识人心的场域。香港是个工商业社会,当是一个可以产生《子夜》式巨著的地方。但遗撼的是许多香港作家不具备这样的视野和经验,在这个方面无从发挥。《豺狼的微笑》尽管只是一个短篇故事,却已呈现出值得肯定的创作特质与倾向,对于文学后进的创作方向当不无启示。

  另外,温绍贤的《替身》也是来自于生活的用心之作,故事真实反映了老一代内地移民在香港艰难求存的遭遇。作品中的李之焕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家,曾参与过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移居香港后因学历不被承认而沦为掘路工,后来进入一间结构工程师事务所做技术助理,才改变了境遇进入上流社会。尽管如此,却不等于他已真正出人头地,活出尊严。李之焕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同行的承受,且得到老板的信任,名分却不相称,所以只能一直以“技术助理”的身份做吃重的工作,做老板的技术“替身”,替他写论文,让对方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赢得掌声。小说所揭示的现象,是香港职场畸形现实的真实写照,相信许许多多的新移民读者都有类似的遭遇,对作品的主旨不难产生感同身受的意会。小说的社会价值大概也在此,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小说这种“游戏”,有千百种“玩”法,但凡有心在这门“游戏”中显显身手的人,都可以各显神通,“玩”出新花样。这也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所在,不断自我演化、自我更新。当然,无论这条艺术的变形虫如何幻化变形,都有一些基本的特质是不能忽略或丢失的,如故事、如人物形象、如见识,都不可或缺。再说,小说的创作始终讲的是洞察力、表现力,即对社会人生的体察与烛照,以及故事的精巧、圆满,给人带来阅读乐趣,同时又得到一种人生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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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爱才是最坚实的内核

  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又不是纯粹在说故事,相反是在表现作者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的洞察。故事只是小说的物质外壳,高远的思想境界、生命的洞见才是小说最坚实的内核。流于情节本身而缺乏思想的小说,只是徒具小说之名的故事;只有能够在故事之中显现出某种境界,具备了相当文学质量的故事,才真正称得上是小说。好的小说,让人看到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颗慈悲心。

  在我所读到的这批小说中,但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大都是直视人生的佳作,是从本真的胸怀中流溢出来的本色文字、肺腑之言。如周洁茹、周蜜蜜等,都从个人经验出发揭示家庭婚姻生活和两性关系的复杂面相。周洁茹一向以“他者”的视角讲述香港故事,她的《旺角》写出了一种离乱人生的苍凉与无奈。故事中的“她”有一个体面的家庭,“教授丈夫,名校的儿女,工人不偷东西又很会做菜”,但她抑郁,她出轨了,和一个警察上床。“他们上太多次床了,有时候一句话都没有,各自脱各自的衣服”,那同样是有性无爱的苟合,“高潮过去了就会特别厌倦”“又没有爱,做爱都做不出爱来”。最终,她还是跟他分手了,“没有情的出轨,背叛也是残忍的”。好作家就是这样的,不做作,不编故事,也不掩饰,而是坦荡荡地将人生的真相和盘托出。周蜜蜜的《少女时代》反映青春期的性问题,作品双线并行、今昔交织,将当下香港社会的援交少女现象,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知青”的风化案相对照,意在对少女的性萌动及性苦闷作出较为宏观的审视,以期引起社会关注与正面省思,读来也是荡人心旌。

  文以气为先。深谙艺术之道的作家,创作往往靠的是深厚的内功,即以内在气场与气韵来运笔,意到笔随,而不是靠笨功夫,下蛮力,在生活的表层、外围打转,在故事桥段上胡编乱造。艺术创作固然需要苦心孤诣,却不等于在编造上下功夫,创作更要紧的修为是涵养艺术心性,砥砺创作力,那是一种忘我的沉浸,一种全身心的付出,一种生命与艺术的交媾。

  葛亮就是一个善于发挥内功的作家,长于利用内视角展开绵密的叙述,如他的《英珠》即通过一段旅程透视一个藏族女子的人生状态。英珠是一个寡居的女子,因为生活的压力,做起租马带游客进山的生意。她赶着两匹矮马,视它们为自己的娃,十分的爱惜。山里的气候说变就变,一行人遭遇大风雪,英珠脱下身上的大衣为小驹子御寒,结束旅程后,她自己却发烧住进医院。一个如此纯良的女子,原来有一个伤痛的人生,她的男人三年前为了做旅游生意,在进山考察时马失前蹄跌进山沟而身亡。她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坚韧地活着,又尽心尽意地守护着她所拥有的一切。作者以散淡的方式,波澜不惊的笔调,讲述出英珠的生活状态与幽微心结,让读者领受到人生的不测与生存的不易。有生命的省思与发现,这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小说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之一吧。

  在作联会众中,刘文是一位后起之秀,由内地来港求学,学成留港,任职高级审计师,业余笔耕不辍,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组冠军。刘文是个满世界跑的年轻人,除游学法国外,又毅然放弃香港的工作,到美国修读工商管理课程,毕业后留美发展。近作《公路旅行》就是她在美国期间的作品。一如她过往的创作,贴近现实,直视人生,其作品总能在个人化的经验中提炼出普遍的情感体验,让人领受到人生的苦涩况味。在这个作品中,“我”和男友杰瑞正准备做一次公路旅行,在出发前男友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病了需要人照顾。杰瑞虽然讨厌母亲,也早就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但他想“死亡好像又和缺席有点不同”,于是回到了她身边。这个读书不多的男人,没有什么企图心,享受的是过平淡的日子,他自己过得很节俭,对朋友却很大方。故事写出一对年轻人在现实面前的种种无奈,表现出一种“无计可施,无路可走”的无力感。但他们又没有被现实所挫败,他们暗怀着一种改变现状的心愿,“想要任性地完全为了我自己生活一次,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人生始终有让他们开心起来的念想。这样的作品直接来自于生活,不用刻意编排情节制造波澜,已别具磁力,着实是难得的手笔。

  写作说难不难,但难在真诚。马雪蓓的《梅姑姑》就是一篇难得的诚挚之作,同样妙在不编造也不虚张声势,真实讲述出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故事,笔底流溢出的是一个写作人的同情之心、关爱之意。作品中讲述的都是寻常人家的寻常之事,然读来不乏意趣,说来就在于有恳切的写作态度。作者打开了记忆之门,深情地回望过去,将梅姑姑的身世与情感遭遇真实展示人前,确有可观的文学质量。作者是以童年的视角看成人的世界,但又是用一种经历过婚恋之苦的过来人心境回望过去,故而又带着一种设身处地的心态与一个苦女子作心灵对话。正是这种写作状态让这个作品表现出不凡的质量,娓娓道来,淡然中见真醇。另外,作品中写公共浴室的一幕,宕然一笔写出了人情世故,足以令人击节叫好。

  写作,无论有多少理由和说辞,一个基本的向度是不变的,即面向社会现实,揭示人生的本相。在当前的作品中,可以欣喜地看到,无论是老一辈作家还是年轻新秀,都自觉地把目光投向社会,直视现实人生。如郭艳媚的《菩萨低眉》,以赤祼的笔触直探社会暗角,揭示残障人士不为人知的悲苦人生。故事中的默默是一个双腿肌肉萎缩的女子,身体残障,心灵也一样苦楚。阿虫走进了她的生命,让她得到爱也感受到灵肉的饱满,且有了骨肉。可惜好景不长,请假照顾母子二人的阿虫被解雇。生活累人,阿虫不辞而别,回到自己的家。默默的姐姐为妹妹打抱不平,找上阿虫的家门,她看到的一幕是更不堪的人生景象,于是默然而退。社会的现实就是这样,有太多不幸人生超乎想象,而他们就这样苟活着,生如草芥与蚁类。值得一赞的是作者有高远的创作追求,自觉地将目光投向底层一族,真诚地走进他们的人生,叩问他们的灵魂,又真实地展示他们的悲喜人生,无论那是偷来的片刻欢愉还是看不到尽头的哀戚。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走进去的状态,给了作者一种运笔的自由,赋予了文字一种细致、感性的质地。

  锺毓材的《青春祭歌》和林湄的《边教授》,则以写实的笔法反映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境况。《青春祭歌》记录了一个“竹星女”的悲剧人生,故事中的玛利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中国女孩,由于受不了家庭的封建式管束离家出走,与人同居,以至穷愁潦倒,精神异常,最终自杀身亡。《边教授》讲述了一个中国女教授在荷兰做黑工的故事,让人看到一种挣扎求存的坚韧生命力。除了上面所述的这些作品,东瑞的《为了爱的缘故》、海伦的《客栈》、梁科庆的《有薯条的地方就有海鸥》、谢越芳的《梦碎香江》等,也都各有看点,不乏引人深思的笔致。碍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言。

  最后重复一句,文学的生命在于真,真性情、真情意、真功夫,其内核是同情之心与爱的襟怀,离开了这些就什么也不是。但愿我们的小说作者,继续秉持这样一种文心,俯仰天地,品类万物,体察人情,鉴识世故,写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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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蔡益怀 单位:香港作家联会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总第38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吴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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