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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旋律”“新主流”到“特战英雄电影”的进路历程(虞吉 张钰)

发布时间:2018-08-10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虞吉 张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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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热映的荣光背后,蜿蜒着艰辛曲折的进路历程。30年来,从主旋律电影到主流电影,再到特战英雄电影的探寻之旅所展示的新路径与新现象,显示出中国本土主流电影终于驰上了类型打造的轨道。

  关 键 词:主旋律电影 主流电影 类型程式 特战英雄电影

 

  从2016年国庆档、2017年暑期档到2018年上半年,中国电影不断呈现出新亮点。《湄公河行动》借助真实新闻事件延伸演绎,以多角度、全方位的跨境武装行动,让观众对“主流电影”产生新的认知,影片最终以11.81亿元票房位列2016年度票房排行榜第六位。随后《战狼2》以更高的类型化、工业化程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一日为战狼,终身为战狼”的燃情,和“犯我中华,虽远必诛”的大国意志。影片以56.81亿元票房收官,成为全球影史单一市场观影人次的冠军和首部跻身全球票房排行前100的中国电影,为2017年上半年略显疲势的国产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湄公河行动》导演林超贤的新作《红海行动》为2018年春节档增添了“不一样”的贺岁感,票房为36.19亿元,超过《美人鱼》成为内地电影票房第二名。《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热映国产片的荣光背后,蜿蜒着艰辛曲折的进路历程。

一、“主旋律”回溯:紧迫的大片想象与践行

  1987年2月,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提出“弘扬主旋律”的主张。同年3月,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的概念由此开始使用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电影创作的重要命题。

  1994年前后,中国电影改革开始起步,对外开放力度加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尝试以分账制发行的形式每年引进10部“可以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基本反映世界电影艺术最新成就的进口影片”。“分账制大片”强势进入中国。1994年11月,中国内地第一部以票房分账形式引进的美国影片《亡命天涯》公映,在内地市场取得2580万元(人民币)票房,受到了观众的热情肯定与欢迎。随后,《泰坦尼克号》和《拯救大兵瑞恩》等好莱坞大片先后创下空前的票房纪录,成功带动国内的影片发行,也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电影行业和电影市场。1996年3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决定实施电影“9550”工程,即在国家“九五”期间,每年拍摄出10部(具有大片品质的)优秀作品,五年共拍摄50部,并从政策和资金上重点扶植“主旋律”大片的制作。由此,“主旋律”电影在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和商业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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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基于“主旋律”的大片想象不仅是着眼于审美上、形式上的,更主要还是在好莱坞大片参照效应的刺激下,对其传播效果、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传输功能和轰动市场效应的期许。“分账制大片”带来的压力使中国电影产生出全方位的紧迫感,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全球发行,《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制作精良的美式主流大片,在传播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功能,迫使“主旋律”电影在政策层面“口号先行”,并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规划出“五十部大片的愿景”。从1996年开始,在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下,“主旋律”大片的探索之路渐次铺开,大投资、大时空跨度的历史揭秘以及当红明星等商业元素轮番尝试。冯小宁的《红河谷》,空间跨度从黄河壶口跃至雪域高原,有抗英史实、惨烈战争和动人爱情,气势做足,收效却不尽如意。叶大鹰的“红色系列”在历史揭秘的向度上,精致化地渲染异国情调,设置“西方视点”,使用高人气港星张国荣出演革命者,的确在主旋律电影的主题表现和审美表现的层次上,多有拓展与丰富,口碑不错但仍未产生出突破性效果。而谢晋的《鸦片战争》、吴子牛的《国歌》等“大片”都在史诗性上铆足了劲,质量上乘,但与“主旋律”大片的期许仍存较大的差距。总体来看,“9550”工程是本土“主旋律”电影面向市场、面对竞争跨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大步,在其演变发展的进路历程中功不可没。然而,客观地说其市场效应与社会文化反响的预期并未达成一致。

  其实,在迈向“大片之路”之前,主旋律电影就已在计划经济的国营电影体制内历经近10年的发展,形成了“领袖传记片”“英模传记片”和“重大历史事件献礼片”三个系列。以塑造伟人形象为宗旨的“领袖传记片”一直是“主旋律”电影重点扶持的对象,注重将领袖人物的个人命运与激荡的大时代风云交织呈现。这一时期出品的《孙中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刘少奇的四十四天》《青年刘伯承》《邓小平》等影片,从日常生活和伦理感情入手,来塑造平易可亲的领袖形象。英模传记片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为原型,凸显其克己奉公、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精神和事迹。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焦裕禄》《蒋筑英》《凤凰琴》《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片都是英模传记片的代表作。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献礼片是借助“十七年”时期就已成型的“定点打造,献礼展映”的电影文化模式[1],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纪念节点拍摄出“三大战役”、《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七七事变》《建国大业》等影片。这三个系列的主旋律影片在走向大片之途的过程中仍然持续拍摄,但“主旋律”创作的聚焦重心已开始出现移位。

二、新主流尝试:多点位探寻

  进入新千年前后,马宁于1999年和2000年两度在《当代电影》发表专题论文[2],提出“新主流电影”的主张,他指出:“面临好莱坞电影的直接竞争,我们更应该考虑制作低成本有新意的国产电影。应该充分发挥国产电影的‘主场’优势,利用中国本土或者传统的文化‘俚语环境’,有效地解放电影的创造力。应该在以较低成本赢得高回报的状态下,恢复电影投资者、制作者和发行者的信心。”[3]随后电影学界也开始从国家软实力建构等角度介入对“新主流”的理论探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正如饶曙光在《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与电影》中所言:“中国电影所急需的,就是要大力推进和发展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流电影,尤其是主流大片。我们的主流电影,尤其是主流大片,必须在有效表达主流文化价值的同时满足数以亿计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观赏快感,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有效传播主流文化价值。只有这样,电影也才能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发挥应有的和更大的作用。”[4]

  随着对“新主流”的呼唤,“主旋律”的称谓开始向主流电影蜕变。世纪之交,在经历整体触底的低迷和贺岁片一枝独秀的尴尬之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全面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在新世纪的头10年,商业类型电影以《英雄》为起点的“古装大片”迅速蹿升为中国电影的显面,伴随电影体制改革、市场化建设、院线建设的全方位转型,拉开了大片时代的帷幕。随后《十面埋伏》《无极》《神话》《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赤壁》等古装大片不断涌现。伴随着市场化的潮涌浪翻,“新主流”也开始尝试变身,先后出现《云水谣》《张思德》《铁人》《风声》《十月围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秋之白华》等一批质量上乘的主流电影,以多点位探寻的方式,铺展出新千年新主流的探索轨迹。

  主旋律变身新主流的过程亮点闪现,但难以形成规模化、持续性的制作生产态势也是其明显的短板。这一阶段中延续性最好、稳定性最强的一类是以全明星策略打造的“献礼片”,主要依靠纪念节点的延续以及相关政策的扶持,在市场中取得了一定的份额。例如新世纪以来,在建党、建军、建国、革命领袖诞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日和重要战役胜利日的纪念节点,先后推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百团大战》《建军大业》等献礼片,这些影片的市场吸引力主要依赖“数星星”的豪华明星阵容、3D数字技术以及气势恢弘的历史场面展现。2009年率先领头的《建国大业》最终取得了4.3亿元的高票房,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明显。但真正从类型程式、类型衍变的类型学视角审视,全明星献礼片的类型化程度有限,主要依靠某些类型元素的单一放大来完成,而全明星的策略也导致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明星的演绎而忽略了影片的真正内涵。以2017年《建军大业》而论,影片中历史情节和人物、道具等方面硬伤不少,多位“小鲜肉”的出演更是引发了伟人后代及观众的不满与争议。由此可见,全明星献礼模式仍需加以改进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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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模传记片是新世纪以来主流影片的重要类型,其叙事视角从写革命伟人、历史英雄转向底层的普通士兵、模范人物,基本延续了以往英雄塑造的策略,同时又借鉴传统叙事艺术“低位苦情”的模型,力求彰显他们人性的丰富性与德性的崇高。《铁人》《孟二冬》《邓稼先》《袁隆平》《潘作良》《张思德》《任长霞》《生死牛玉儒》《郑培民》《时传祥》《杨善洲》《雷锋》等影片都是这一路数的创作。此类影片由于套路传统、手法较为老旧,英模人物形象的塑造始终困于“情性”与“德性”难于调和、突破的二律之间。因此,无论是市场还是观众的反映都不尽人意。2006年以来,为谋求主流电影的商业大片化,《云水谣》《集结号》《风声》《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等影片一方面保持题材的主流特性,另一方面大量引入商业电影的元素,力图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元素相结合,探索主流电影在市场化语境下的新范式。《集结号》作为具有转折性标杆意义的主流大片,将主流价值观的表达融合于商业元素与艺术元素之中。而类如《拯救大兵瑞恩》《太极旗飘扬》一等战争片战争场面的惨烈呈现又在视听层面焕然一新,使《集结号》成为院线票房与网络话题的焦点;讲述谍战智斗、险象环生的《风声》也同样引起了观众和学界的双重瞩目;而徐克重拍的《智取威虎山》对红色经典资源实施的类型化打造,也成为2014年年末市场与口碑双赢的亮点。从新千年到新10年的主流探索亮点闪烁,然而最大问题仍然是后继乏力,缺乏一种真正的类型片生产的机制与持续主打的类型生产实践。

  给主流电影带来质变的新爆点出现在2016年岁末与2017年的暑期档,《湄公河行动》和《战狼2》的高票房、单一影史新纪录以及燃情植入的文化新热点,终于将主流电影推上了类型化打造的轨道,实现了国家意志燃情想象与在线热卖话题爆棚的一统。理性审视这一现象发生的动力学机制与缘由,其偶然与必然性之间都浸渍着类型原发到嬗变的隐在肌理。

三、特战英雄电影:主流大片的类型化进路

  略加爬梳,特战英雄电影作为主流大片新的主打类型,发轫于吴京和李志忠共同执导的《狼牙》(2008年),影片首次将具有特种兵经历的“孤胆英雄”这一核心要素凸显出来。随后,《战狼》(2013年)之中具有“战狼”之誉的中国特种兵形象完整呈现在与“金三角”大毒枭及其雇佣兵的边境特战之中,特战英雄的英雄品性及其身份、属性、身手得以系统地显现。而2016年国庆档上映的《湄公河行动》与2017年暑期档上映的《战狼2》交替热映,又进一步形成了特战英雄电影类型范式生成、类型发育与演变的完整轨迹。至此,主旋律在经由新主流的延续、拓展之后,真正驶上了主流类型大片的轨道,完成了实质性意义上的嬗变。就其类型程式而言,特战英雄电影以“孤胆英雄”为核心元素,人物身份以特种兵(在役或退役)、特警为主,类型元素涉及特殊任务、卧底、战斗、个人恩怨和家国情仇等。在残酷的现实条件和曲折的经历中,特战英雄依托坚强意志、特战智慧与出色技能完成个人使命(叠映国家使命),彰显出个人英雄主义和民族、国家意志。

  1. 英雄的个人化塑造

  作为主流类型大片,特战英雄电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英雄的个人化。这既是好莱坞类型大片的基本策略,也是英雄塑造的惯常规程。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曾指出经典好莱坞叙事策略的目标是“将时间和空间个人化,以遵守以心理因果性为基础的经典叙事”[5]。因此好莱坞电影中的时空是个人化的,梦境与现实、回忆与当下的安排是建立在个人情绪、情感的基础上,服务于情节的戏剧性与虚构性。这也是观众对英雄银幕认同的前提与机制。以往“主旋律”塑造的英雄都是“道上的英雄”,是体制内的楷模与道德理想的践行者。个体英雄的凸显必然要求电影的时间空间的个人化,在个人化的基础上再巧妙地缝合“主流”的联系性,即个人英雄最终要体现的“道”即“国家意志”的暗合性或迁延性传达。“十七年”英雄电影的英雄塑造,“更多是按党性原则(包含人民性、阶级性)来塑造的” [6],主旋律的英雄塑造方式口径更为拓展,但仍未真正解决英雄人物塑造与观众接受的问题。之所以将2008年吴京主演并导演的《狼牙》指认为特战英雄电影原发文本,就是因为《狼牙》迈出了英雄个人化——“孤胆英雄”的关键一步。

  《狼牙》中的阿布是大陆退役的特种兵,其身份所迁延的与“主流”的联系性虽然间接,但已有了明确的策略考量。《狼牙》故事的发生地在香港,一个特殊的体制外能有效支撑个人化时空的自由港。吴京在电影中隐性地实现了把体制内的英雄性粘连于个人性之上,并将 “孤胆英雄”这一核心要素凸显出来。 阿布依赖特战身手力战黑帮,独来独往拯救女警(英雄救美)的英雄行为虽然基本锁定在有诺必行、有仇必报的传统江湖情义价值的区间,但已划就了特战英雄的雏形。到《战狼》之中,人物的身份开始榫接于特种兵部队,冷锋不仅是一名高能的中国特种兵,更是一名疾恶如仇、爱心满溢、个性十足、本领高强的硬汉英雄。影片将叙事空间放置于贩毒猖獗的边境,边境是国之边界(也是体制的边界),是既和体制相关又疏离边远的中性空间。在边界与大毒枭的雇佣兵展开的生死搏斗,可以实现(至少是局部实现)时间和空间的个人化。当冷锋脚踩大毒枭与众多雇佣兵在边境线上对峙时,我方增援的及时赶到使敌人瞬间溃逃,个人英雄与国家意志(力量)的双重表现在此一统。同时,影片采用了大量的商业化策略和噱头增强可看性,对冷锋的军人形象进行解构,在贴上“叛逆”的标签时赋予其人性的丰富性,如经常不服从命令一意孤行,和女上司龙小云的情感戏,一次喝一斤茅台的憨直醉态,徒手与狼群打斗的搏击场面等,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和“接地气”。

  2016年年底上线的《湄公河行动》根据“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我国特警跨境追凶缉拿匪首糯康及其集团骨干”的新闻IP改编,影片由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其IP效应传递的真实感显然有助于观影接受,但更为重要的是追凶特警团队离境进入金三角,由此完成时空的个人性转化。追凶特警的群体从主角高刚、卧底方新武、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郭冰到缉毒小队队员哪吒都有了个人化英雄展示的时空。由于是香港导演执导,香港警匪片的经验全面化入影片之中。在人物塑造上更加重视人物个性的展现,《湄公河行动》中的英雄群像个性鲜明,层次丰富、看点充足。主人公们无论是孤身犯险还是卧底追凶,都亦正亦邪。烟不离口、刑讯逼供、私刑处决等内容的展现,扩大了类型化的表现视野。方新武为女友复仇的偏执以及参与抓捕的特警为证13名枉死的中国船员的清白而活捉罪犯的无畏牺牲,妥洽地融合了港式人文理念与主流价值观,体现了复杂的人性深度。这既是对主流电影英雄形象构建的翻新,也是对特战英雄电影类型生成与延展的推进。在奇观营造方面,《湄公河行动》不仅有爆破、飞车、枪战等场面的展示,还因为得到公安部的大力支持,运用了无人机、侦察布雷机器人、弹道测试激光仪以及跳雷等新型特战装备,使战斗场面更加激烈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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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暑期档上线的《战狼2》与《战狼》形成续集序列,仍由吴京饰演特种兵冷锋,为牺牲战友伸张正义失手打死包工头,入狱出狱,远走非洲,钢铁的意志、高超的特战身手以及目不暇接的生死奇观与人性情感附着于利比亚、刚果(金)等“撤侨事件”的新闻IP,唤起了“中国梦”想象的热血偾张。影片在空间上大尺度地横跨亚、非,将时间、空间的个人化扭结于情节之中,不仅关涉国内恶性拆迁等敏感问题,也将印度洋、亚丁湾、利比亚等地域配搭入叙事时空,使特战奇观上天入海蔚为壮观,成为特战英雄电影的类型爆点。

  在2017年国庆档上映的十九大献礼影片《空天猎》以反恐为背景,讲述了空天战场的猎杀传奇——霸天狼,为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地区和平,于境外反恐抗敌,成功化解了导弹危机和人质危机的故事。从西域大漠到境外的马布国,吴迪、赵亚莉、巴图、高晨等队员在紧张曲折的空军涉外反恐任务中,以不同战术展现了中国空军的风采,并在境外营救过程中完成时空的个人化,成为“特战”在不同军种延伸的新范例。

  2. 多类型融合的奇观化打造

  中国电影产业化不断推进,一批批年轻观众成为电影消费的主力。面对充满竞争的电影市场,新一代的年轻人的独立个性和崇尚娱乐的消费心理,已然影响到当代中国电影创作的审美走向。近年来的新主流大片正是深谙网生代的观影心理,在情节设置、视听系统、营销发行等层面均彰显出与互联网新语境相适应的时代审美特征,呈现出多类型融合的视觉奇观制造的趋势。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认为:“观众到电影院消费他们的情感,观众首先在电影的刺激下产生这些情感,通过把奇观融入情节,导演必须组织电影,观众才会在他们能找到满足的情节模式中产生他们的情感。”[7]随着视听技术、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打造特战奇观成为特战英雄电影影像风格的主要特征。

  《湄公河行动》的奇观营造眼界开阔,影片不再避讳血腥镜头,直面残酷黑暗的贩毒世界,把战争、异国风情、凶杀、贩毒吸毒、儿童轮盘赌和儿童人体炸弹等触目惊心的内容装配在一起,再加上贴身肉搏、赌场营救、飞车爆破、丛林激战、水中围剿等奇观化情节,惊心动魄地展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跨国武装行动,使特战英雄电影的类型化水准得以提高。《战狼2》不管是叙事场面还是镜头运用,都快速流畅。各类武器的使用,营造出真枪实弹的战争场面和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代入感强烈。相比于前,《战狼2》类型元素的装配纵横跨度更大。既有武打、爱情、战争,也有个人恩怨和家国情仇;海底搏杀的长镜头、丛林野战、人狼肉搏、飞车驾驶、直升机坠毁、坦克漂移大战、罕见病毒疫情的肆虐蔓延与国际恐怖组织的生死较量目不暇接;水下、海上与地面格斗,坦克、军舰、导弹攻击纵横开合,充分满足了年轻观众对视听奇观的多元化需求。《空天猎》在空况复杂的条件下驱离外机、空中格斗、夜间超低空飞行、导弹追逐和直捣敌巢等刺激惊险的空战场面,带来了惊心动魄的视听冲击力。此外,影片将国内现役的歼 11B、歼10B、歼 10C、歼 20、空警 500 等先进装备和空军作战指挥所、演习靶场等罕见场所悉数展现,引发了观众和军迷们的兴趣。

  3. 复兴中国梦的弘扬

  随着中国电影新力量的崛起,当下的中国电影人悉力探寻适应本土市场的电影工业流程,基于现实环境和年轻观众的消费心理,在正面表达普世情感的同时兼具人文情怀和国际视野。其叙事策略围绕边境化和境外化,使人物身份在执行任务和离境作战中将国家意志装填在后台,从而使个人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主流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结合中达成平衡。最终,特战英雄电影的叙事动力从个体英雄主义迁延于国家意志层面,观众经由对个人英雄的认同继而达成对主流价值的认同。

  随着大国崛起的国家话语不断在民众的潜意识层面深化,特战英雄电影紧扣受众的情感需求。《战狼》系列通过本土化的类型创新,围绕如何将群众的艺术审美与传播核心价值观有机地融合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从第一部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坚定立场,到第二部的“杀我国人者,皆我天敌”的拳拳爱国之心,不仅极大提升了国人心中的民族自信感,也是该片类型崛起的真正意义。《战狼2》中,当冷锋最后带领同胞穿越交战区,用自己手臂做杆在汽车上高高飘扬起五星红旗时,影片主题得以升华,普通观众的大国强国情绪与“民族自豪感”出口洞开,满足了民众对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合理想象,艺术性地弘扬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湄公河行动》宣扬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家要保护的,不是某个个人的特定权益,而是整体国民的基本权利。面对矛头指向中国运毒、颠倒是非的舆论,“湄公河行动”的主题就是回归正义。影片中特别行动小组在“金三角”地区的营救、商场火拼,前者营救失败,后者谈判露馅,都引出了大段的火爆场面戏,展现了中国特警所向披靡的英雄风采。《非凡任务》作为一部反映中国缉毒特警卧底贩毒团伙的影片,前半段的卧底紧张刺激,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既正面表现了卧底特警的真实经历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又兼顾到影片的商业性、可看性。但与同题材电影《湄公河行动》相比主旨略显单薄,人物刻画不够深刻,尤其在结尾部分更像是特警与毒枭之间的复仇之战。

  作为主流类型大片,特战英雄电影点燃的不仅是观影现场,更是社交网络、朋友圈,其引发的社会效应,包含着大众对正能量的认同和爱国情绪的满足。数据化的受众分析带来了精准的内容营销,让处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观众评价迅速传播,影响人们的观影决定。猫眼电影作为《湄公河行动》的官方媒体营销平台,围绕该片“真实、热血、爱国”的卖点,精准策划制作丰富资讯内容,吸引“自来水”用户发表优质影评扩散口碑,引爆了“爱国观影”热潮,实现与当下观众的情感互动。《战狼》通过线上线下的传播及点映,以“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激发观众爱国主义情怀,并对影片实行多渠道、多平台整合营销,以最大化的传播效果助推影片的在线发行。

四、结语

  近年来,新主流大片的类型打造之路成绩斐然,打破了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三者在话语形态间的桎梏。特战英雄电影制作精良,借鉴商业大片的类型策略和叙事,将个人情怀、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在正面表达普世情感的同时兼具人文情怀和国际视野。影片中动作和剧情的紧凑让观众目不暇接,东方式浓烈情感震撼国人心灵,创新奇观满足观众猎奇心理,大国崛起情怀和民族复兴梦都深谙中华民族隐秘心理,特战英雄电影逐渐找到了更符合当下观众需求的故事和影像表达,极大提振了中国电影人的市场信心。

  引爆电影观众观影热潮的《战狼2》对于中国电影的贡献不仅仅是56亿元票房,《战狼》系列也为其他国产电影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反映空军题材的影片《空天猎》、反映缉毒特警的《非凡行动》都在《战狼》的有益经验上探索前行。《湄公河行动》导演林超贤的新作《红海行动》为2018年春节档增添了“不一样”的贺岁感,影片以中国海军蛟龙舰队护航、撤侨事件为故事底本,展现中国军人的海外形象。全程节奏紧凑,在枪战、爆炸、巷战中展现中国军人的协同作战能力。《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香港电影的滋养,从早期港片动作片、黑帮片等借鉴经验美化个人形象、制造绚丽场面,银幕上的中国人在为电影观众呈现紧张、激烈的打斗场面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时,将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传输给观众,为中国“主旋律”电影开辟出“特战英雄电影”的发展路径。但在制作层面上,此类影片需要进一步提高电影的工业化水平,加强电影叙事的铺垫和支撑,如《非凡行动》和《空天猎》在叙事表达上仍存在问题,电影讲好故事的能力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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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的日益完善,中国电影市场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奏响了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时代号角。30年来,从“主旋律”电影到主流电影,再到特战英雄电影的探寻之旅,使中国本土的主流影片终于驶上了类型打造的轨道。特战英雄电影所展示的新路径与新现象,从市场反响、口碑评价、历史回望的多个向度,都真切地证实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从1995年就萌生的急切的主流大片梦想,在历时二十余年之后,终于在中国银幕上得以实现。

 

  [1] 虞吉:《“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新中国电影文化模式与叙事范式的创生》,《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第84页。
  [2] 参见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当代电影》1999年第4期;马宁:《 2000年,新主流电影的真正起点》,《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3] 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当代电影》1999年第4期,第4页。
  [4] 饶曙光:《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与电影》,《当代电影》2009年第2期,第21页。
  [5] [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7页。
  [6] 虞吉:《“国营电影厂新片展览月”:新中国电影文化模式与叙事范式的创生》,《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第88页。
  [7] [澳]理查德•麦克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作者:虞 吉 张 钰 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7期(总第34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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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2018年第11期全文转载《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7期(总第34期)所刊《从“主旋律”“新主流”到“特战英雄电影”的进路历程》(虞吉 张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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