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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与升级换代:构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格局(饶曙光 李国聪)

发布时间:2018-06-26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饶曙光 李国聪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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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近年来,中国电影积极响应文化强国战略,在推进产业结构性调整的同时,不断深化电影供给侧改革,提质增效与升级换代成为实现电影强国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当下,中国电影新力量一方面聚焦质量提升,探求适应新时代语境的商业模式,满足新观众个性化、高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大力完善电影工业化体系,提升工业化水平,建构电影工业标准及美学体系,推动我国电影产业链条、创作模式、理论批评、观众群体及传播方式等多层面的深刻变革。

  关 键 词:繁荣发展 电影强国 提质增效 升级换代 文化自信

 

  近两年,我国全面深化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迅速调整升级,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带来质量和效益的飞速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文化强国”战略凝聚民族精神和中国力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深刻地将“中国繁荣”与“世界进步”紧密相联,助推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提升。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科学标准,发出了“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1]的号召,中国以自信开放的姿态迈入“质量强国”的新时代,承载着中国大众的“光荣与梦想”,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

  其中,“中国梦”思想与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彰显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息息相关。作为一种顶层设计、战略指引和价值导向,“中国梦”内蕴着“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进步思潮,承载着“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梦想,秉承着造福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崇高信念,渗透进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期抵达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荣彼岸。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国家利好政策不断积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在政府、市场、资本、技术、观众等多元力量的交织博弈下,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格局浮出地表,诸多可喜的电影现象昭示着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事实上,“中国梦”诉求之于当下的国产电影,绝不仅仅局限于镜像语言、故事内容以及文化内涵层面,它还辐射至电影体制机制、电影政策、电影产业/工业以及电影理论批评等层面,具体彰显为中国电影的产业自信、文化自信和美学自信,而其满足观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的旨归,将贯穿于中国电影产业升级换代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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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影强国梦与中国电影的结构性调整

  2012年,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问题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 “中美电影协议”的签署带来电影业的大变局,中国电影在“与狼共舞”和“鲶鱼效应”中不断探求产业升级、创作多元和文化建构的新思路。在栉风沐雨的五年间,中国电影积极响应文化强国战略,全方位、深层次进行产业结构性调整,在砥砺奋进中显现出愈发多元化的角色,并在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系统时,逐渐激发出电影作为时代前进号角的巨大凝聚力和影响力,得以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电影事业、电影产业中来。尤其是面对好莱坞分账大片的冲击、“互联网+”跨界融合的加速、文化产业结构性调整以及消费市场的升级换代等诸多挑战与机遇,中国电影在产业链条、创作模式、理论批评、观众群体及传播方式等层面发生相应的深刻变革,彰显出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自信姿态。

  2017年,随着《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正式出台,电影市场管理趋向规范化、科学化,中国电影在聚焦质量提升的同时,与“互联网+”趋向深度融合,电影产业链条在垂直整合中再度重新洗牌,稳定性格局渐成雏形。截至2018年2月底,中国电影市场拥有影院9914家、银幕数53824块,其中3D银幕47466块、巨幕796块,仅就春节档而言,“大年初一全国电影票房产出12.61亿元,打破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纪录;单日观影人次3217万,打破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观影人次纪录;大年初一至初三累计票房32.32亿元,打破了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纪录。”[2]中国电影市场在历经重重考验之后再次显现出了蓬勃发展、蓄势待发的新姿态。可以说,在政策扶持、资本驱动以及技术革新等多重助力下,中国已经“成为民族电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3],中国电影开始转向质量型、内涵式的增长模式,显现出中国电影转型升级的战略定力和战术调整,这既是文化自信的鲜明印证,也是电影强国梦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国电影走向持续繁荣的重要驱动和根本保障。

  其中,作为市场主体的电影企业的强势崛起和深化改革在电影强国建设中显现出强大的后盾力量。比如,以中影、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业等为代表的上市影视公司纷纷进军资本市场,他们在“新利润增长点”的驱动下,借助资本运作实现电影相关资源的优化配置,试图完成全产业链式覆盖和全媒体创新营销,为中国电影探求多元化的商业模式。而以上影、西影、博纳影业、万达影视、开心麻花等为代表的非上市影视公司,也在积极整合既有资源,重构现代电影生产体系,并在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中实现资源互补和利益共享[4],摸索出中国电影“提质增效”的新路径。与此同时,以阿里影业、腾讯影业、合一影业为代表的互联网影视公司,依凭庞大流量资源,聚拢多元渠道优势,在资本推动下迅即着手布局海内外版图,助力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他们以各具特色的差异化经营策略为当下电影多元化的类型创作提供了可能性。尤其是随着多元资本争相涌入电影业,我国电影企业趋向综合化、专业化、国际化,院线行业整合并购热潮再起,影院放映系统技术革新加快,定制化、个性化服务成多业态经营的新常态,三四线城市成蓝海市场,影院建设扩张迅速,院线差异化经营初见成效,网络发行渠道多元化。放映终端全方位对接用户体验,民间与官方数据统计的实时性增加了电影舆情研判和档期排片的科学性,整个电影业开始迈向规范化和法治化的新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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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加速重构电影产业链条,与之相呼应,大数据思维深度介入电影内容生产,我国电影的产业逻辑、运作思路、经营策略与文化气质也发生相应变革,以“新兴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主力观众崛起,主流观众群体趋向年轻化。一方面,为满足日益精细化、个性化和分众化的市场消费需求,电影行业走向进一步分化;另一方面,为深度挖掘新观众的观影需求和情感诉求,电影创作在题材选择、文化内涵、主题表达上显现出多重面向,不少创作者在互联网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渗透下寻求与观众对话和沟通的创作范式,备受瞩目的中国电影新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相较于老一辈电影人,中国电影新力量的崛起则释放出无限创意与活力,对互联网天然熟稔的新力量能够迅速敏锐捕捉新观众群体的观影诉求和审美趣味,在不断的类型试错和工业试验中试图通过互联网实现“弯道超车”。他们以创新性思维探寻适合新市场语境的创作模式、内容和方法,诸如“IP电影”“新主流电影”“国产新大片”“重工业电影”等各有侧重的概念背后不仅是多种电影观念的博弈与市场战略的调整,也是中国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的新尝试。他们既瞩目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电影化转换,也关注当下现实生活、个体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变迁,在承继与创新中博采众长,在“作者”与“类型”的博弈中悉力寻求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平衡,构建起新时代语境下的电影话语体系,在类型拓展与类型融合中回应着构筑电影“中国梦”的深刻诉求,一批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现代化类型意识的优质影片跃入观众视野,显现出新的市场潜力和文化气质。

  不过,随着消费结构和观众群体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国电影市场开始由“野蛮生长期”向“平稳理性期”跨越,其间也显现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引致的诸多难题。比如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在主要档期及关键节点上高开低走的态势,打破了“超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主流观点预期。“拐点论”“寒冬说”的言论折射出电影业界各利益相关方的焦虑与恐慌,暴露出电影产业结构性矛盾及供需错位的尴尬,也彰显出电影内容生产、工业体系等层面诸多瓶颈性问题。其实,“中国电影的关键问题不是发展速度问题,而是通过艰难的结构性调整逐步实现结构性优化,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和强度,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好作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差异化的电影需求,同时创造更多新的需求,反过来对创作层面形成倒逼态势,推动中国电影可持续繁荣发展。”[5]尤其是随着观众群体的日趋成熟、口味的日益挑剔,他们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以及人文深度的影片的需求愈加强烈,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思路和战略走向。一方面,摆脱“唯票房论”的桎梏观念,提升电影艺术水准和工业水平,以品质和口碑吸引观众,满足观众多元化、高级化的消费需求,以年轻观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实现“国产电影”与“本土观众”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电影完成整体升级换代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在故事创意、类型元素、视听体验等方面与观众达成动态契合,在面向年轻观众的同时,开掘基数更为庞大的中年、老年及儿童群体,充分利用互联网影评机制引导观众,形成健康电影市场生态的必要条件,成为业界共识,换言之,优质的创作与成熟的观众之间的“良性默契”是兑现电影强国梦的重要路径。

二、商业与艺术的博弈:中国电影创作模式的革新

  随着互联网的强势渗透,市场消费结构升级,观众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日趋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喧嚣躁动的产业生态相互纠葛与缠绕,纷至沓来的电影新现象昭示着隐存其内的产业活力和市场潜力,也饱含着对创作新模式的无限希冀。当前中国电影界新概念的迭出不穷,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尚存有质疑,不仅映现出国内电影观念在摇曳游移中仍处于不稳定、不全面、不成熟的态势,也折射出电影人对创作模式的艰难摸索和创新尝试。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创作观念、题材选择、类型拓展、叙事手法以及市场运作等层面发生转向,为文化产业带来新风貌和新景观,这也是电影强国梦的形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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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以《血战湘江》《勇士》《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空天猎》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肩负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以主动姿态吸纳商业元素,打破远离市场的传统经验,采用明星策略,打造视听奇观,将市场/商业模式、类型叙事与主旋律诉求妥洽融合。这些影片的故事既具有传奇性、戏剧性也不乏主旋律气质,兼具艺术表现力、观赏价值和市场效应。这些影片或者传承“红色基因”,或者传达出和平崛起的大国意志,让民众感受到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而这恰恰是与“中国梦”思想一脉相承、妥洽吻合。互联网新语境下,这些影片为主流商业电影市场化发展开拓了新思路,新主流大片的崛起正是诸类经验和探索的实践写照。当然,“在技术与艺术辩证法之外,情感/人性的表现性处理,特别是更深层次的思想表达,也是至关重要的”。[6]比如,《战狼2》将英雄叙事、主流价值观、审美观相嫁接,借助电影类型化叙事、现代电影工业及其视听品质,加以市场化运作及商业化包装的对接融合,实现了平衡和统一,成就了一部“与人心相遇”的好电影。再如影片《红海行动》以简单真实、高度凝练的故事情节以及高品质的制作水准面向市场、拥抱观众,以工业化模式打造“血染的风采”,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进类型化叙事内核,“相较于近年来类型电影的主流化叙事实践,尤为明显地体现出了真正的时代旋律,为在电影中进行主流话语表达找到了一种较为成熟的阐述方式,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电影的主旋律叙事方式的又一次嬗变”。[7]可以说,它们能够掀起全民观影热潮不仅仅在于影片充满诚意的高水准、高品质和高工业规格,还因为它在情感认同、价值观层面得到普罗大众的强烈认同。影片契合了当下民众对公平、正义、大爱的追求,以及对实现国富民强的强烈夙愿,激发了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以电影的方式兑现了观众的理想期待。

  其二,商业电影主流化趋势明显。作为市场策略的“主流化”转型主要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隐性承载、对主流文化的自觉融入以及对主流价值观的理性承担等方式”[8]。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梦”思想则为商业电影走向主流化提供了价值指引和战略导向,无论是商业大片还是中小成本电影,虽然也会面临思想情感空洞、文化内涵缺失、价值观念偏离等问题,但在诸种压力之下,电影人逐渐意识到“内容为王”“品质提升”“回归本体”才是保持创作活力和生命力的根本,于是他们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多面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创意、激发灵感,在娱乐元素之外已然开始探求影片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水准。这些影片或者向主旋律靠拢,或者取材日常生活经验,亦或者聚焦历史故事,既呈现宏大意义上的时代变迁和社会风貌,也关注大众现实生活、情感变化以及精神状态,试图以多元化的类型创作扩大中国电影的社会影响力。近年来,《捉妖记》《寻龙诀》《美人鱼》《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长城》《狼图腾》《智取威虎山》《唐人街探案2》等气质迥异的鸿篇巨制跃上银幕,吹响了中国电影迈入“工业化时代”的号角,它们不仅票房一路走高并且观众满意度也屡创新高。其中既有“基于互联网生态的跨行业融资、跨媒介叙事、参与式营销、奇观式特效以及文化群体分层消费的‘新概念’大片”[9],也有巧妙地利用类型策略、特效制作和商业包装完成对主流价值观的弘扬,实现主流文化表达与主流观众接受完美对接的“新主流大片”。而作为电影生态“塔基”和开路先锋的中小成本电影也在积极培育市场,扶持青年电影工作者,开拓市场空间和艺术空间,不仅对电影产业有创意性引领作用,还为电影工业提供无限活力,满足观众差异化需求。诸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国合伙人》《人在囧途之泰囧》《重返20岁》《滚蛋吧,肿瘤君》《七月与安生》《记忆大师》《闪光少女》《羞羞的铁拳》等“现象级”影片,在类型叠合、类型互渗的创作态势中达成对青年亚文化的生动诠释,立足本土观众情感诉求,与好莱坞大片短兵相接、分庭抗礼,以小博大集体发力,悉力捍卫国产电影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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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艺术电影的适度商业化。随着电影市场的分层化、观影需求的精细化,差异化院线放映策略初显成效,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秉承“分类型、分主题、分重点、分区域、分市场”的放映理念,通过“定向推送、反向定制和迷影组织”推进艺术电影的规模化、多渠道放映。还有众筹院线、网络院线等助力艺术电影的推广,如“大象点映”通过全新众筹模式为《我的诗篇》《摇摇晃晃到人间》提供放映平台,此外,还有爱奇艺试水“文艺院线”、全国校园电影院线等渠道。虽然艺术电影的市场化面临着“无解”与“悖论”的尴尬,但近几年艺术电影在适应市场/产业化语境的道路上的努力仍可圈可点,不仅刁亦男、彭浩翔等受到国际电影节青睐的导演开始重视国内市场,而且忻钰坤、李睿珺、李霄峰、毕赣等新人导演也受到观众的认可,还有如曹保平、管虎、路阳等导演在市场价值、类型叙事与艺术诉求间达成某种和解,与大众趣味握手言和,在资本乱舞的市场生态中探寻到合适的创作模式[10]。纵观近年来日益活跃的艺术电影,《百鸟朝凤》《白日焰火》《心迷宫》《路边野餐》《长江图》《冈仁波齐》《十二公民》《追凶者也》《老炮儿》《塔洛》《不成问题的问题》《嘉年华》《相爱相亲》等掀起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层层涟漪。这些日益活跃的艺术电影或者关注人性伦理、底层叙事、边缘群体,显现出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先锋姿态和作者风格,以“有所疏离乃至明显疏远的影像修辞策略——掀起一股洋溢边缘诗意式超现实影像浪潮”[11]。或者如新学院派导演般秉承中国电影传统,恪守精英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在严谨因循影像语言、叙事手法的基础上探求美学创新和艺术创新。同时,他们有意识地摆脱晦涩难懂的个人独语式表达,试图以类型创作、市场运作以及商业包装实现与新市场、新观众的对话和沟通。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新语境下,他们“强调国际视野,兼容并包,通过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遵从市场规律,善用商业机制,引导和满足观众需求,实现艺术、技术、文化、商业的有机融合”[12],为新时代中国电影的质量提升和价值深耕提供了纵深拓进的灵感创意和智库资源。

  “对于超级商业大片来说,电影不仅仅是商业,艺术也不相信虚情假意。对于以‘艺术电影’相标榜的人来说,我们应该强调,电影不仅仅是艺术,市场也不相信眼泪。对于电影这门工业化艺术来说,艺术至上、个人至上或者娱乐至上、商业至上都是偏颇的。这或许就是艺术与商业的辩证法,大片与小片的辩证法。”[13]15年来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实践也明证了其间的哲学内涵。随着中国电影产业步入工业化轨道,若要实现创作层面的可持续繁荣发展,一方面要提升中国电影的重工业水平,创作和生产出重工业、高概念产品,生产出优质大剧情电影,能够与好莱坞电影正面抗衡,形成具有东方独特魅力的美学风格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则要加大力度提升中小成本电影的品质,以“阵地战”“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式做大做强华语电影,全面推进“以重工业产品推进,轻工业产品跟进,大剧情影片镶嵌在中间”的电影生态格局,这将是电影创作进行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和基础。

三、逆流而上:提升创作质量与工业化水平是关键

  回眸产业化改革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电影用几年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历史进程,高速增长和资本狂欢的背后不可避免地潜藏着泡沫危机和浮躁心态。随着电影产业化的深度推进,繁荣景观下的结构性危机、市场化矛盾及产业化短板问题愈发明显,制约着中国电影的升级换代与格局提升。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电影市场,不仅出现电影数量与质量、口碑与票房、电影供给与消费需求、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律之间的不匹配问题,电影产业链条也在结构性调整中频现“软肋”。尤其是在创作层面还存在着过度娱乐化、同质化,创新力与想象力不足、原创力缺失,资源耗损严重等瘤疾。除此之外,随着《电影产业促进法》的落地实施,电影市场秩序大有改观,但仍存有票房造假、倒逼排片、盗播盗录等乱象,以及各路资本对电影市场的疯狂进军等难题。

  自2016年以来,不少国产电影遭遇资本的绑架和反噬,渐趋显露出后劲不足的疲软姿态,市场表现远未达到预期,这种“哑火”姿态宣告着国产电影跌入瓶颈期的尴尬窘境,也揭开了数量型、粗放式发展路径以及作坊式生产方式遭遇“天花板”的事实。当下中国电影工业不仅在发展规模、技术支撑、投资融资、资源结构、工业水准等硬实力层面尚显羸弱,而且在品牌意识、文化品格、知识产权、创意能力、主流价值表达等软实力层面仍显捉襟见肘。面对诸多挑战,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亟待在顶层设计的战略指引下,探寻符合我国电影产业逻辑的与时俱进的灵活战术,完成整体意义上的升级换代。中国电影若要推动产业的工业化进程,必须深入市场肌理“对症下药”,避免木桶效应,并克服短板瓶颈问题。面对来自内外掣肘力量的牵制,中国电影需要从工业标准、制作技术、故事创意、市场营销、电影人才培养、衍生产品开发等各个层面入手,探求具有理论意义和产业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在迈入“创作的黄金十年”的关键节点上,聚焦电影创作质量提升成为推动中国电影从“高原”迈向“高峰”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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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在“促进电影质量”和“规范电影市场”号召的指引下,“电影界视点开始由‘票房’向‘品质’位移,鼓励电影回归故事本身,拉动观众增长,试图以稳定的影片质量塑造电影本身及企业的品牌,建构起中国电影工业美学体系。”[14]其中,电影质量的提升与人才培养和故事创意的关联尤为密切,就人才培养而言,当下电影专业人才的产出速度无法匹配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诸多电影也因制作班底质量、明星酬劳等问题而屡屡陷入舆论的诟病。面临人才短缺的困境,电影界不仅要遏制对新力量所持有的“揠苗助长”浮躁心态,还要潜心培养兼具匠心品质、理论涵养、专业技能和创意能力的工匠型人才,以及电影发行放映方面的专业人才,尤其是着力于后期制作、化妆、造型、灯光等专业技术性工种,为当下电影创作储备强大的电影创作力量和智慧源泉。就故事创意而言,电影素材不仅可以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还可以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加以提炼,在提高电影资源利用效率和优化电影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充分挖掘电影独特战略资源,积极践行中国电影的类型现代化、创意系统化和制作规范化。“作为‘高峰’的文艺作品往往具备一个共同特征: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底蕴,充盈着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气质,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又可以唤醒欣赏者的文化自觉、建立起文化自信,甚至包含推动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因子。”[15]由此,电影创作还要秉承文化自信和中国梦思想的战略指引,以电影化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快速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增加本土观众的自信,打造出既有“高原”又有“高峰”的创作生态。

  可以说,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国电影在文化建构、美学策略和工业诉求三重层面潜隐着对稳定性生产格局的诉求及深化电影供给侧改革的祈愿,如何提升工业化水平成为中国电影由“现象级”向“常态化”跃进的关键。而这种全面的“稳定性”“常态化”意味着电影管理制度的专业化、工业流程的系统化以及运作体系的规范化,还意味着高度发达的专业化投融资模式、系统翔实的剧本开发分工体系、完备的视觉特效及数字化、虚拟化制作技术作为支撑[16]。换言之,只有形成内外联通的电影市场机制、跨界融合的有机产业链条和联动发展的商业运营模式,也才有真正意义上与好莱坞相抗衡的完备的工业机制。由此,要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工业化进程,就要建立起中国电影工业的标准体系,将生产、制作、审查到宣传等各个产业链条流程纳入标准化、规范化体系中,擅于汲取好莱坞经验和香港经验,保证电影投融资管理、制作流程、生产信息和时间在可控制、可预算的范畴内,为特效技术、高科技运用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降低电影行业风险,以最优化运营模式充分利用项目资源。

  在青年电影创作人员专题学习座谈会上,张宏森指出:“按照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新矛盾的判断和战略安排,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我认为,中国电影要按照三个阶段,在提升电影核心竞争力、构建电影文化软实力、形成电影国际影响力上做文章。”[17]时下,相较于在本土市场的繁荣景观,国产片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却不尽人意,这其中便有技术层面和创作层面的瓶颈问题,华语电影尚没有掌握在东方镜语体系间构筑起全人类的梦想的创作思路。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容升级,对其他国家的电影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引力”,与此同时,如何在开掘本土独特电影资源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质电影资源,这将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形成“文化张力”“市场张力”优势的新路径。

  需要提到的是,之于中国电影而言,秉承“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匠心品质固然重要,中国电影人的理性评论和呵护心态也必不可少。当下日益复杂的网络舆论生态和纷繁的思想争鸣,屡屡导致电影新现象囿入“理论滞后”“概念炒作”和“舆论围剿”的尴尬境地,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本土电影的积极性,造成中国电影内部的撕裂。由此,让主流影评在业界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显得颇为重要。“我国日趋丰富复杂的电影产业实践、电影市场现象,不仅需要开放包容的建设性电影话语、电影观念,以及基于中国电影发展实践的、科学的、差异化的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更需要引领理论潮流的学术成果和大师级人物。”[18]当下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舆论热潮正是在理论层面对电影强国梦的一种呼应,也为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握手言和带来新的历史性契机。

  2018年春节档《红海行动》等影片屡屡刷新票房纪录,再次引发“中国电影即将回归高速发展”的舆论。然而中国电影自“春节—贺岁档”的狂欢后往往会进入反差巨大的观影低迷期,整个电影界悄然弥漫着焦虑不安、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负面情绪更多来自资本层面而非创作层面。中国电影仍需较长时间的结构性调整,补齐各种短板,完善电影工业体系,杜绝各种政策空白和漏洞,促进金融扶持方式的升级,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稳定性、可预期的新常态。当然,要实现中国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展,好作品永远是硬道理。中国电影不仅要满足本土观众情感性需求、精神性需求、思想性需求以及价值观需求,还要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故事、中国智慧,雕琢出更多与人心相遇的作品,成就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光荣与梦想”。

 

  [1] 仲呈祥:《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实践品格》,《人民日报》2018年1月16日第24版。
  [2] 范炀、赵梦然:《2017-2018年贺岁档电影市场盘点》,《当代电影》2018年第4期。
  [3] 郝杰梅:《张宏森代表参加十九大记者会:中国已经成为民族电影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报》2017年10月21日。
  [4] 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第99-102页。
  [5] 饶曙光:《中国电影需从高速增长转化为高质量增效》,《文艺报》2017年11月22日第4版。
  [6] 丁亚平:《道具寓言、明星生产与重思式再出发——评影片〈空天猎〉》,《当代电影》2017年第11期。
  [7] 赵宜、张秀文:《〈红海行动〉:中国主旋律电影叙事方式的又一次嬗变》,《中国艺术报》2018年2月26日第5版。
  [8] 陈旭光、车琳:《中国电影的主流化与主流电影的大众化:文化、美学与限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9] 聂伟、杜梁:《国产新大片:站在电影供给侧改革的起点上》,《当代电影》2016年第2期。
  [10] 宋维才:《产业化语境下中国艺术电影的生存策略》,《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9期。
  [11] 王一川:《中国电影文化生态链及其未来——2016年国产片的文化景观》,《当代电影》2017年第3期。
  [12] 侯光明:《新学院派电影创作的立场、精神与价值诉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13] 饶曙光:《大片与小片的辩证法》,《电影新作》2007年第6期。
  [14] 饶曙光、李国聪:《“重工业电影”及其美学:理论与实践》,《当代电影》2018年第4期。
  [15] 章颖:《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筑就“高峰”的基石》,《光明日报》2017年2月20日第12版。
  [16] 李晓红:《中国电影产业工业化之困》,《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6月20日第8版。
  [17] 《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每日新报》,2017年11月29日第15版。
  [18] 饶曙光、李国聪:《钟惦棐与中国电影学派》,《电影艺术》2018年第3期。

 

作者:饶曙光 李国聪 单位: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6期(总第33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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