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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声与青年成长——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陈冬梅)

发布时间:2019-10-30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陈冬梅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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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海边春秋》无论从创作背景还是人物塑造上,始终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思想和情感的正能量,呈现了新时代的纵深与壮阔,特别是把青年的成长置于整个时代发展进程中,从细微之处见真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时代仍然有它的困难和挑战。青年是时代的阅卷人更是答卷者,小说鼓励青年在矛盾中寻找多方共赢,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的观察、理解和期望。

  关 键 词:《海边春秋》 新时代 青年成长 乡村振兴 小说评论

 

  看完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读完了小说但情绪却一直无法抽离出来的触动,正如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提到: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个人的相同性。作品以新时代福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真实案例为蓝本,围绕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岚岛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相关矛盾的产生和破解展开叙事。小说里所描写的诸多场景也让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海边渔村、文化创意、青年博士、拆迁开发、首席执行、乡村振兴……拨动着我脑海中记忆的琴弦。我出生于海边,过去十年从事过地产开发行业,担任开发项目的负责人,两年前重返校园攻读文创专业全日制博士学位。多重的暗合,让我印象深刻并且感触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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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春秋》自2019年2月出版之后便连获多项殊荣:先后入选全国农家书屋目录、3月文学好书榜、4月百道好书榜、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国好书2019年5月榜单、2019年丝路书香工程项目;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得到了陈晓明、贺绍俊、张陵、王春林、李朝全、吴子林、谢有顺等众多评论家撰文关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电视剧也正在拍摄之中。《海边春秋》是陈毅达带着他那颗温热的初心,用文字展现出的一幅火热的现实生活画卷,抒发了他对新时代的文学激情,为我们当下反映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尽心尽力地表达了一份担当与责任。

 

  一、作家的“情动”与时代“辞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读《海边春秋》,不知不觉地会被“情动而辞发”的陈毅达所感染,他对新时代充满了豪迈之情和赞美之意,整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指向和表现追求丝毫不做任何遮掩,所想表达的主题和基调直露而出。陈毅达在《中国作家网》发表的创作谈中率直地说,我愿意向新时代展现更多的文学激情,并且自我披露,这部作品“具体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整个酝酿过程却长达20年之久。这种创作欲望长时间盘踞于心却迟迟未能找到理想方式来表达的痛苦,作为曾经身处地产开发一线的我深表理解。特别是看到《人民文学》发表陈毅达十多万字的小长篇《海边春秋》那一气呵成的行文后,明显感受到他那种找到理想的创作突破口后灵感喷涌飞溅的感觉,《海边春秋》是他用文学的形式对新时代表达的一个迫不及待的真情告白。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一气呵成和急于表达的创作欲望,《海边春秋》在叙述语言和作品结构上仍存在些许不足,但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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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小说中的直接描写还是人物对话,亦或是在细节和情景的设计上,陈毅达都一直努力地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现实发展巨变的真挚激情,所以《海边春秋》始终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思想和情感的正能量。对于作品中所涉及的关于时代进程中人性面对利益、观念、道德、人伦、情感考验等敏感的话题,陈毅达始终以一种真实而丰盈的创作情怀来一一展开文学的工笔,并把这些当作主色块来进行底色的铺垫,使作品的主线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进取向上的暖意。

  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深刻提炼和表达出与时代声息共存的作品,这是新时代作家的文学使命和责任。从陈毅达以上世纪80年代作为第一批扶贫工作者的经历所著的中篇小说《我在岩庄做的唯一一件事》开始,他就一直用他独特的文化视角及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践行着新时代文学应有的使命与新时代作家应有的责任。正如他在《以文学致敬伟大时代》一文中所说“作家是时代之树,作品是树上之花”,《海边春秋》是陈毅达20年前就撒下的一粒关于时代思考的种子,是植根于新时代希望的田野上所开出的一朵文学之花,她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雨露,散发着新时代的文学芬芳。

 

  二、文学新意向与创作题材新拓展

  海上丝绸之路书写了福建过往的辉煌,这份昔日的历史荣耀早已转化成一种力量鼓舞着八闽儿女。在《海边春秋》中可以发现,“海”的意向始终是其重要的内核。蓝港村人名中多带海字:“张正海——从管委会文化旅游委下派到蓝港村的第一村支书、文创专业硕士;林定海——蓝港村老支书;陈海明——蓝港村主任;海妹——蓝港村新力量核心成员、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曾小海——三坊七巷文化街区保安、海边卖画女孩小虾米(“小虾米”是大海里微弱的存在)的父亲;“海上蓝影”——一个知识核心力量微信群,网信办最关注的反对蓝港村搬迁的网上力量;深海章鱼——具体身份未明,据小说中的暗示推断应是陈海明学法律专业的儿子;包括温淼淼——兰波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以及蔡思蓝、三水成海等,也都与海有关。仅从小说的人名中就可看出,关于大海的一切,在陈毅达的创作中俨然变成一种特殊的印记,融入到福建人的生活和血液之中。因此,陈毅达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海,向海而生,《海边春秋》中的“海”就有比较特殊的含义和指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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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海洋文明与世界海洋文明的链接,海上丝绸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福建被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平潭岛为我国第五大岛,是全国唯一的实验区+自贸区双重身份的综合实验区,是大陆与台湾宝岛相距最近的地方。平潭岛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1月1日第21次登岛视察的指示和擘画,正致力于打造自由贸易港口和国际旅游岛。福建省委、省政府集全省之英、汇海内之力,分三批选派了近千名干部援岚,第四批要求更高,全部是拥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的人员,这些都是小说真实的背景。

  与同类题材相比,《海边春秋》是新时代文学创作直面真实背景,展现了作者对新时代的认知与理解,把历史、当下与未来用文学形式做了一次新的思考与构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现实题材新拓展。陈毅达把小说的背景和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安放在岚岛,并且在小说中特别说明了这个岛的诸多特殊之地,是有着深深用意的。由此拉开了一个古老的海边小渔村在新时代发展的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读者都已非常明了,此时小说中的岚岛已经不是客观存在的一座岛屿了,它从地理学上的位置蜕变为了文学上的一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历史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在这里相遇,社会青年精英和平凡的渔村村民在这里对接,岚岛之海的日落与日出,在陈毅达的小说中显得意味深长,极富代表意义和象征意味。

 

  三、青年成长的心灵探寻与乡村振兴战略思考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在《海边春秋》中,陈毅达对新时代青年成长的探寻和形象塑造可以说用心良苦。北大文学博士、省文联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刘书雷作为第四批援岚干部之一,刚到蓝港村就被村委会失控的场面来了个下马威,好在有执著、进取的精神和学业所修的智慧,他并没有因一时的挫败而退缩,反而激发了一个青年知识精英身上优秀的传统文化秉赋,他俯身接地气,一头扎到渔村中去。善良淳朴的渔村人从不拒绝别人到家里吃饭的规矩,让刘书雷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在大依公家里吃饭时因不胜酒力而大醉,以赤诚之心获得蓝港村灵魂级人物大依公的认可后破解了工作僵局;在为民着想的具体行动中,刘书雷明白要用战斗的精神促进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以战斗的方式来解决存在的复杂问题。他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以民为本的精神,逐渐得到了蓝港村民的信赖,也深得下派村支书张正海和多位知识青年的全力支持,同时又以出众的才华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另一位海归女博士、兰波国际集团首席执行温淼淼的理解和悄然暗助,从而获得问题的解决之道。《海边春秋》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具有开阔文化视野、积极入世、敢于拼博的当代青年知识精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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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以晓阳、海妹等五个蓝港村核心青年群体,虽然年轻、偏激,但文化程度高、见识广,有创业热情和胆量,创新能力极强。他们在刘书雷的引导下,终于愿意随时代主流成长,返乡创业,解决了乡村振兴中人才流失和治理人才匮乏的最大难题。在作品中,陈毅达实际上暗示了这些青年能成长为乡村振兴的真正的主力军,极力把这一群青年塑造成今后农村发展真正的推动者、建设者和领导者的形象。把青年的个人价值追求放置于新时代社会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中,这是《海边春秋》传递出的一个文学新取向。

  蓝港村下派村支书张正海,台湾音乐人余望雨,乡贤老板蔡思蓝,兰波国际集团首席执行温淼淼,他们分别构成了时代大背景下乡村振兴除土地之外的人才、产业、资金、视野等核心要素。书中,岚岛金书记认为倘若之前想要搬村的出发点是为了消除一个旧渔村,那么不搬之后就必须建设一个新蓝港。蓝港村的未来需要先有思路才会有出路。文创时代的来临,给美丽乡村插上想象的翅膀,张正海是蓝港村的领路人和舵手,代表着人才和思路;台湾音乐人余望雨,代表着内容输出和产业;蔡思蓝代表的是乡贤和资金;兰波国际集团首席执行温淼淼,则代表了一个更高层面的国际视野,是资本,更是推手。不同的教育、文化、社会背景,可以互通合作、互联共赢,陈毅达在这里深藏了他对乡村振兴战略核心要素的思考和新时代青年成长的价值观。

  关于乡土和家园,很多作家笔触最多的是农民失去家园土地、灵魂丧失、身份转化的悲欢交错,在对广大农民充满关切的同时表现着对他们迷茫命运的无奈感。福柯也早在1984年就提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来临:“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受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1]在这个城乡发展同时性和并置性共存的时代,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农村的进程中,故土难离是农民遇到的最大的情感问题,土地是中国广大农民安全感的来源。陈毅达深知故土家园对农民来说是根本性需求,他用多元的视角看待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对农村的影响,并试着从中寻找二者间的结合,在《海边春秋》中自觉担起了对乡土家园新的叙述空间。

  小说中餐馆女老板说虽然她没文化,但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熟悉这里的海风、石头、木麻黄,一离开这里心就会放不下,像丢了魂一样;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刘书雷十分理解这样质朴的乡土情感;大依公一直认为无论生死,他的魂都在这片土地上;“海上蓝影”微信群的五个核心成员也都是有知识、有能力、有激情的青年,他们孩童时代父辈出海遇难,已经是无依爸的“孤秧”了,更不想再成为没有故乡的“苦秧”。这就是蓝港村人的传统意志,也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群体“乡愁”。“搬”很容易,而“建”才是最难的。蓝港村如何走上一条善村之道、兴村之路,如何把村民爱乡恋土的情节转化为建设美丽家乡的内在驱动力,这是新时代新政策下农村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和价值导向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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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创作文本的社会意义新表达

  2018年7月《海边春秋》在《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者在卷首语中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海边春秋》是我们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绘出了新时代现实里‘可能的生活’与人生成长的斑澜画卷”,并且很深刻地写道,“新时代现实题材书写,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的思想敏锐性、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否秉持初心并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无尽的创造力的考验”。确实,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一个作家如何能精准地把握时代的脉博,如何精确地描绘时代的生活,如何精深地反映时代的精神,这些都对新时代中国作家思想的认知水准、艺术创造水平和个体的综合素质形成了巨大的考验,也是对新时代文学创作成品的一个具体检验,直接决定了作家创作个体文本的品质高下,也直接决定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创作价值。

  《海边春秋》以人文的关怀、利益的共赢和以民为本的鲜明态度,与以往的拆迁题材小说中存在的利益输送、暗箱操作、强拆硬建等表达方式不同。这里没有用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对立的判断和表现,而是把着力点聚焦在寻找多方的共赢上。这样的新呈现,留下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新理念,在新时代我们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全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也应该成为我们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和“创作的在场”。面对新时代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形态、社会矛盾的深刻转型,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作家的认识也应该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才能发时代先声,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才能真正做到“用心、用功、用情”,抒写伟大时代,抒情伟大人民,抒怀民族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2]我个人觉得,一个新时代的作家,一部反映新时代的作品,也是不能没有灵魂的。对新时代的作家而言,应该主动在时代发展的原野上汲取养分而“培根”,在时代精神的熔炉里自我锤炼而“铸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忠实地反映时代风貌,精准地反映时代精神,应该成为新时代作家的自觉追求,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品质追求,这一点对于新时代作家而言,任重而道远。

  陈毅达对书中聚焦的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工作方式、青年价值取向、乡村振兴战略等展开了多维度多方向的思考,这个思考还有待于形成一个完整而成熟的价值、运作体系。这些都是当前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指向性问题。《海边春秋》不但启发我们对此进行深入思考,而且呼唤作家多维度创新现实题材创作,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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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amesD. Faubion ,Aesthetics, Methold, and Epistemology, The New Press, 1994,p175.

  [2] 新华网:《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4/c_1124192099.htm,2019年3月4日。

 

  作者:陈冬梅 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0期(总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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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杨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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