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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剧走出娱乐洼地的有益探索——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陈友军)

发布时间:2019-10-30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陈友军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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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赢得较好口碑的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在类型命名上巧用“古装”置换“历史”,在虚构的历史想象中寻求价值的突破,凸显“悬疑”的娱乐色彩。该剧通过塑造各色熠熠生辉的底层人物,书写了一段表面繁荣实则矛盾丛生的大唐历史,增强了该剧历史批判的力度。令人遗憾的是,该剧价值线索的错综、复杂、对立带来的矛盾、冲突,造成了人物形象塑造的逻辑偏差和艺术表达的困境,但走出浅层娱乐的洼地、向内容审美迈进的努力,让该剧仍不失为一个较优秀的网络剧范本。

  关 键 词:网络剧 《长安十二时辰》 古装剧 网络文艺 作品评论

 

  网络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审美样态,在网络媒介优势凸显、社会资本大量聚集、艺术专业队伍主动加盟、国家管理迅速跟进的情势下,其发展风头正劲。面对这种以网民主导的新的艺术样态,其主导文化观念的引导、健康审美趣味的养成是当前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课题。伴随网络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尤其以武侠、玄幻、历史、神话、穿越、宫斗、悬疑为主导的古装题材网络剧,存在大量消费历史、无底线地过度娱乐的乱象,还有诸如对丧文化、爽文化、耽美文化的乐此不疲,都使网络剧一度成为青年亚文化生长的沃土、文化娱乐价值的洼地。2019年6月,《长安十二时辰》在加大网络文艺治理的背景下脱颖而出,且赢得较好的口碑,以“网络剧的一股清流”面世,值得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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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历史的想象中悬而多疑

  《长安十二时辰》在网络官宣上被定义为“古装悬疑剧”。文艺界用所谓“古装”来划分网络剧的类型,本身是一种不科学、不严密的艺术分类。舍弃“历史”而用“古装”的分类标准反映了网络剧分类诸多难以言表的隐衷。这部网络剧的时代背景设定在唐朝天宝三年(剧中用“天保”),其人物和角色都有实在的“历史”呼应,如剧中的何执正(贺知章)、圣人(唐玄宗)、李必(李泌)、郭利仕(高力士)、严羽幻(杨玉环)、林九郎(李林甫)、程参(岑参)等角色,以及史书有载的人物李屿、元载、王韫秀、李白等,都将《长安十二时辰》的叙事指向了“确定的历史”叙事。即便将“贺知章”化名“何执正”,但剧中的一首《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以及结尾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基本明确了化名所指的是历史上实有的诗人——贺知章。显然,这部网络剧与一些网络武侠剧、神魔剧不同,它有别于戏说历史的“古装”,也不同于宫斗、言情的“古装”。从整部剧的叙事风格来看,创作者做了大量的历史考证工作:“作者必须要对那一段历史了如指掌:怎么喝茶、怎么吃饭、哪里如厕、怎么乘车,女子出门头戴何物,男子外出怎么花钱,上至朝廷典章制度,下到食货物价,甚至长安城的下水道什么走向、隔水的栏杆是什么形制,等等——要描摹的,其实是一整个世界,无论写得多细致,都不嫌多。”[1]从该剧呈现给观众的影像画面来看,艺术家严肃认真的历史态度也满足了观众对于一个时代的想象。但是,无论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处理得如何“逼真”,《长安十二时辰》的整个故事毕竟只是“取一点历史的因由”加以“点染”的虚构故事,本质上改变不了其“历史的想象”属性,正如马伯庸在其小说《长安十二时辰》“后记”中所言:“说白了,我希望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古装刺客冒险故事,而是一个发生在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故事,只不过它凑巧发生在古代罢了。”[2]它还谈不上所谓的“历史正剧”,和客观写实的“历史叙事”并不沾边。因此,作品以“古装剧”归类,而不是用“历史剧”说事。其实,艺术的虚构只要不违背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歪曲历史,不以历史的名义架空历史去行宫斗、权谋、言情之实,挟带各种欲望的私货,那么,用“古装”置换“历史”,用二者的差异以及艺术理论的含糊规避政策风险,也算是恰如其分,未尝不可。

  网络剧偏爱“悬疑”,大概也有几重含义:首先,“悬疑”能让网络受众无法看清故事情节推演的结果,从而使其生疑,令其“烧脑”,让其总是处在一种不理解、不明确的“悬浮”状态中,即便上当受骗,也大呼过瘾,欲罢不能。其次,作为一种叙事手段,“悬疑”大多采取多线索交叉并进的手段,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剧情发展疑点重重、矛盾冲突接二连三、情节节奏紧张揪心,观众若没有超凡的逻辑思维能力则很难把握剧情的走向。《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上述这样的一种文本类型。

  该剧讲述了唐朝上元节前夕,负责长安城治安的靖安司发现了突厥狼卫混入长安城,要在上元节灯会上制造混乱,实施“恐怖袭击”,长安城因此陷入危局。这其中的“悬念”,就是上元节辉煌灯火亮起之时即将降临的一场大劫难。突厥狼卫、蚍蜉、守捉郎、绑架、暗杀、烈焰、焚城,毁灭长安城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谁是背后主谋”?这些元素都凸显了本剧“悬疑”的娱乐色彩,在虚构的历史想象中寻求历史价值的突破,使《长安十二时辰》成为了一款网络热播的周更剧。截止到2019年9月底,该剧豆瓣评分有8.3,在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网络剧热榜)上的历史最高热度为87.68,且曾经位列前三,较好地体现出了网络悬疑剧“悬而多疑”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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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平民精神书写盛唐的历史

  《长安十二时辰》与以往架空历史的古装剧不同,该剧用相当的篇幅塑造了社会底层各色人等的形象。剧中设定的人物活动场景主要是长安的坊间和集市,长安的108坊以及东西两市是普通人活动的寻常巷陌。《长安十二时辰》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三教九流,通过衣食住行各方面来表现大唐长安的人间烟火。历史的书写围绕着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底层小人物展开,是这部网络剧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作品通过一系列身处寻常巷陌中的具有光环的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夯实了这部网络剧的文化蕴含。

  第一,用平民的善良书写城市的善良。该剧第2集中的修面季师傅是个鲜明代表。季师傅在为狼卫曹破延修面理发中无意发现曹破延里面的衣服都是湿的,赶忙让女儿季姜拿来一身新做的衣服给曹破延换上。作为一位善良的长安百姓,他全然不知狼卫首领曹破延暗藏杀机的危险。看到天真烂漫的小女儿送上来的干净衣服,曹破延良心发现,放下杀人的念头,且反复叮嘱季师傅要带着女儿乖乖留在家里,不要去看大仙灯。该剧在梦回大唐的艺术想象中,从普通人的视角反映出对于古代大都市的认识和理解,凸显了长安人的长安是一个善良都市的理念。

  第二,以小人物的担当表达对仁义的崇尚。该剧第6集聚焦平康坊地下城,鱼龙混杂、污秽不堪的地下城城主葛老威逼张小敬供出暗桩,张小敬被逼无奈,坦白暗桩是小乙,小乙跪别张小敬,求其赐死自己,张小敬最终硬着头皮射死了他。小乙的死令人心疼,在小乙被杀的这场戏中还穿插了一段张小敬的回忆,天资聪慧、单纯善良、乐于助人的小乙,为了做暗桩得到葛老的信任,他把自己的手指割断,用断指的代价,当起了最不受怀疑的暗桩,如果不是他主动赴死,葛老永远不会知道小乙的身份。然而小乙为了能够帮助自己最信任的张小敬得到线索,主动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底层小人物,小乙死得无怨无悔,十分纯净。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承诺,完成使命,虽然他是一个为信任、使命而死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作为来自底层的小人物,他能够选择“杀一人,救百人”的道德律令,未尝不是底层社会对仁义普遍尊崇的艺术表达。

  第三,小人物也有真性情。该剧第7集用心塑造了一个平康坊地下城的妓女丁瞳儿的形象。在生死抉择的面前,丁瞳儿把自己生的希望交给了曾经和自己海誓山盟的秦郎,然而“回馈”给她的却是秦郎的背叛,剧中的她痛心疾首却心存侥幸的形象将一个底层受蹂躏的小人物展现得有声有色,令观众印象深刻。

  第四,底层人物也有远大的人生理想。剧中崔器之死被网友称为“普通人的高光时刻”。崔器本是脱田逃籍的农户,他的哥哥崔六郎把他弄到长安当了旅贲军,为了能成为长安人,他也曾为一己私利背信弃义,嫉贤妒能。然而第23集中,在龙波为救鱼肠血洗靖安司的危难时刻,为了靖安司昔日同僚能争取到哪怕一丝的生机,崔器浴血奋战,以致敌首龙波也被眼前的一幕感动震惊,发出了“长安!崔器!”的赞叹,并击鼓为他送行。还有靖安司的八品小官吏徐宾,作为整个恐怖袭击案的最终主谋,他虽然自诩才堪宰辅,也不过是个被人经常忽略的底层小官吏,他空有满腹经纶,无奈官微言轻,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最后,徐宾挟持圣上承认筹划“恐怖袭击”的目的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辅佐圣上理政的才能。徐宾最终理想破灭甘赴黄泉,何尝不是底层价值的另一种表达。

  《长安十二时辰》塑造了如此之多的底层凡俗人物形象,且都光彩熠熠,显示出主创人员独特的创作思路——用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用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奋斗,用被摧毁的底层的爱恨情仇,书写一个表面繁荣的封建大唐的历史本质。它旨在说明,大唐不仅是圣人和权贵的大唐,也是普通百姓的大唐。这种聚焦于底层普通人物的视角和叙事手法,与古装剧偏爱书写皇权威严、热衷于表现权臣内斗、以及常用宫闱秘事、风花雪月的套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长安十二时辰》的最大亮点。它改写了此前网络剧“宫斗争权都是发生在上层的,底层百姓都是陪衬”的审美定势,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足功夫,以此增强该剧历史批判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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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价值观的游移造成形象塑造的困境

  《长安十二时辰》作为一部脱颖而出的良心剧,主创人员在还原和表现大唐盛世上颇为用心和费力,但美中不足的是,这部网络剧在叙事上依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价值观的游移所带来的主要人物形象塑造的困境是值得深思的症结所在。

  《长安十二时辰》安排了多条价值线索:其一,以闻无忌、萧规、张小敬、丁老三为代表的大唐第一批募兵第八团所彰显的价值线索,这其中包含了九个幸存者作为保家卫国、戍守边疆的士兵的忠诚和敢于牺牲的价值理念;其二,以闻染作为底层长安人的群体代表对大唐未来希冀的价值线索;其三,以李必、何执正和太子为代表的为争取上位与奸相林九郎之间争斗的价值线索;其四,以圣人为代表的皇权所象征的家国价值线索。

  在这四条价值线索中,该剧表达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利益相互交缠、政治矛盾错综复杂且多元对立的状态。

  首先,《长安十二时辰》开篇展现了靖安司与狼卫之间的矛盾对抗。一群突厥狼卫涌进长安城要在上元夜制造“恐怖袭击”,主角张小敬被指派要破获案件,揪出幕后主谋,消灭狼卫。矛盾的双方本来善恶是非鲜明,是一场简单的二元对立矛盾。然而,《长安十二时辰》“节外生枝”,为了避免形象的简单化,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的狼卫首领曹破延的形象。开篇的几个场景表现了狼首曹破延的凶残、阴狠、恩将仇报,但随后又较为详细地交代了曹破延家乡被外族入侵,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他被右刹利用前来长安铤而走险。此外,该剧还表达了曹破延对自己女儿的思念,他希望为自己的女儿和部落挣得一片安宁的生存空间的愿景,以及他对“因敬献而圆满,黑色的骨头,铺出重生道路”信仰的忠诚。面对曹破延这样一个正、负价值并存的“敌人”形象,观众自然而生的同情、可怜、敬佩,必然稀释对于恐怖施行者凶残一面的痛恨,造成人物形象塑造和价值观念的偏离,导致观众情感价值的游移不定。

  其次,《长安十二时辰》也在情节推进的叙事过程中不断分解第八团价值线索的坚定性和统一性。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将龙波设定为张小敬抓捕的敌人。龙波是蚍蜉计划的主要施行者,但实际上是第八团旗手萧规的化名,和一直要找他的张小敬同是第八团的战士和生死兄弟。龙波(萧规)实施蚍蜉计划的合理性在于,他要向长安的当权者为第八团讨个公道,因为他知道第八团220人最后只活下来九人,真凶就是时任兵部尚书的林九郎,是他不准盖嘉运将军发兵才最终导致了第八团的悲剧。至于他铤而走险的个人原因,则是他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姐姐被当地县令侮辱致死,他想为姐姐讨回公道,却发现官官相护,最后他将愤怒、怨恨全部报复在大唐最高统治者身上。对于这样一个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恐怖袭击者”而言,观众很难否定他复仇的理由,甚至会认同和接受。相形之下,张小敬一心维护长安百姓安宁的这一条贯穿到底的价值主线,就与第八团的“公道”产生了矛盾。张小敬不能对第八团的价值置之不理、不管不顾,尤其是在作为第八团希望的闻染之死,动摇着他的信念和他守护长安的价值根基之后,张小敬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犹疑。然而,该剧总是试图将张小敬拉回正常的价值轨道,赋予他不死的“高能”,有意强化他对于信念的执著。但对于这样一位地位低下、背负十恶不赦罪名的长安“不良帅”,如果创作者不能直面第八团的价值设定,不能回答龙波(萧规)对于统治者的质疑,那么张小敬“为长安人”的人设就会轮空,很难不被观众质疑。

  再次,该剧还设计了太子与林九郎的权力之争。林九郎大权独握,结党营私,口蜜腹剑,善用权谋,作为位高权重的超级大反派,林九郎身上否定性的价值明显。呈现出的太子、李必与林九郎之间的争斗主要体现在太子的上位上,可以说《长安十二时辰》最终也没有彻底脱离古装剧权谋内斗的窠臼,这其中还掺杂了张小敬不愿作为李必棋子为太子上位所利用的价值坚守。该剧第2集中,张小敬从崔器口中得知自己即使抓到了狼卫曹破延也不能获得自由,李必对此供认不讳,承认他没有权利赦免其死罪。在这里,李必对太子上位的关注,张小敬对权斗的漠然,张小敬保长安一方平安的价值理念——三者之间显然不协调,由此产生的价值矛盾显而易见。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太子与林九郎的权力之争这条价值线索不足以将剧中各色人等的价值追求聚拢在一起。

  与此同时,《长安十二时辰》还有一条体现在圣人身上的价值线索。作为大唐盛世的代言和象征,圣人用上元节的灯火,展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长安十二时辰》没有回避对其好大喜功的虚假性价值指向的揭示,圣人自称“堪比尧舜,尧舜是人,朕是神”,作为一个造就大唐盛世的能力者,他在林九郎和太子之间搞权利的平衡,他听信小人之言,忽视百姓真实生活。该剧用上元大灯设计者毛顺与萧规的合谋,针砭了圣人不顾灾民的生死,靡费巨资建造华而不实的灯楼,昭显了大唐虚浮盛世下好大喜功的做法。此外,该剧在结尾处还让圣人脱下龙袍,回到民间,接受长安普通百姓的再教育。剧中,从厕所出来的圣人被百姓误认为是偷猪贼;在街头,圣人又被一个六品官员暴虐,打得头破血流;街头巷尾之中,他体会到无家可归的孩子、无人可养的老人的凄苦;市民的餐桌上,他尝到老百姓难以下咽的粗茶淡饭。《长安十二时辰》用圣人“最狼狈的一天”对想象的大唐盛世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在如此之多的价值线索,如此复杂、纠缠、矛盾的价值冲突中,要把故事讲好,要把事情说圆,对于需要承担价值指向的主要人物而言是有相当难度的。黑格尔在其《美学》中谈到对英雄形象的创造,特别强调英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坚定性、明确性和真实性的统一,不能游走在暧昧不清的模糊地带,处于前后相互矛盾、相互拆解和相互否定的混沌之中,没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常常会造成人物形象塑造的逻辑偏差和艺术表达的困境。即便是为了增强“悬疑”色彩,也不能将观众置身云雾之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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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网络剧“娱乐”背后的反思

  在政策的引导下,网络剧也有抛弃“装神弄鬼”、在内容上提升审美娱乐层级的愿望,这也是《长安十二时辰》值得肯定的新气象。一般而言,网络剧“娱乐至上”的价值追求是其获得市场回报的主要抄手,因此“具有网络剧特色的娱乐”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美学命题。除了“互联网+电视剧”模式之外,以网络剧的“网感”“网性”以及“话题热度”为圭臬的网络剧评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里不妨从《长安十二时辰》入手,探讨这种主观评价的症结。

  在网络剧的批评生态中,“网感”作为一个带有强烈主观体验经验的艺术范畴,它类似于“美感”“快感”,有人将其解释为一个人对待互联网事物的接受能力、操控能力、预见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从受众角度定义‘网感’的话,更准确的说法是,针对网络年轻群体对内容喜好的思维和审美特点的概括。”[3]很显然,这是将网络剧的评价标准完全交给受众的一种艺术评价方式。对于长期浸润在网络世界中的网生代而言,他们的“网感”实际上是一个“玄之又玄”的命题。按时下流行的观点,无非就是明星的“颜值担当”“尺度突破”“吸引眼球”“流量担当”等,捕捉大众热点保持对网络的敏锐的“直觉”。《长安十二时辰》是否也在用这样的套路制造出“网感”呢?笔者认为,该剧客观上突破了这种极端娱乐化的“网感”制造模式。从加盟的演员队伍来看,《长安十二时辰》也试图用当红演员来“吸引眼球”“流量担当”,但从其扮演的四朝“白衣宰相”李必看来,易烊千玺要想演好这个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精神于一体的人物,是有相当难度的。其尚显稚嫩的扮相,严肃有余、潇洒不足的表演都遭到剧中实力派演员光环的挤压和遮蔽。因此,《长安十二时辰》的突围成功,或“网感”的获得,很难归功于“流量明星”的“颜值担当”。

  说到“网性”,一般是指网络剧网络传播的特性。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传媒拥有了在传播内容方面的价值性、功能性、时效性、趣味性方面的优势,也使得这些优势成为网络剧较之传统媒介突出的“网性”特征。当然网络剧的“网性”显然不仅仅只是这种传媒的属性,它还与文本的内在品质关联。如果说“网性”是“网感”产生的必要条件,那么“网性”就是要突破“网感”主观随意的客观要素。网络剧也是一种由“文学”文本转换成“表演”文本的艺术。剧本的好坏、演员的优劣、技术的高低都是“网性”的启动因素。为了提高该剧的内在品质,《长安十二时辰》除了依托同名小说,还邀请了许多实力派演员的加盟,张小敬的扮演者雷佳音、何监的扮演者韩童生、徐宾的扮演者赵魏、李隆基的扮演者冯嘉怡等人的表演都可圈可点。此外,电影一样的画面、精致用心的美工都是增强该剧“网性”必不可少的内在因素。在实力派演员和流量明星的表演对照中,我们看到,“网性”的获得需要剧本的用心,也需要流量明星演员对角色的理解以及对其表演的认真拿捏。

  至于“话题热度”,主要是网络剧所触发的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在网络剧的欣赏过程中,以弹幕呈现的受众参与、网上聊天,以及以网络为依托发给网友的帖子,都旨在实时地表达网络受众情绪情感的投射。《长安十二时辰》自然也回应了当下一些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综上所述,网络剧虽带有鲜明娱乐导向的评价尺度,但仍需严肃认真的美学规范。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作为一部具有审美内涵的作品,初步显示出网络剧走出浅层娱乐向内容审美迈进的努力。尽管该剧在故事讲述中枝蔓颇多,在情节安排上也不无纰漏,但对于网络剧这种正在生长的新的审美样态的健康发展而言,《长安十二时辰》的努力是值得鼓励的,而它本身也不失为一部较优秀的网络剧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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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2018年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建设支持科研项目“文学经典与影视艺术精品的创造机制”项目(项目编号:CUC18JC03)阶段性成果。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1]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2]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3] 张琼子:《“网感”:“网生一代”观感呈现》,《网络传播》2017年5月号,第92页。

 

  作者:陈友军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0期(总第49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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