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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主旋律精品剧的艺术创新 ——围绕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展开(戴清)

发布时间:2018-11-23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戴清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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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目录与摘要

 

  内容摘要:本文从创作美学层面对暑期播出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这一深受欢迎与赞誉的现实主义力作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典型人物与人物群像塑造、影像风格与意境等方面的精神启示与艺术创新。文章还对新时代现实题材主旋律剧的艺术经验与不足展开思考,围绕创作在开掘生活与艺术转化、事理逻辑与情理逻辑的把握、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审美价值倾向、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利于今后该类创作的长足发展。

  关 键 词:《最美的青春》 主旋律精品剧 艺术真实 审美价值 艺术意境

 

  2018年暑假期间,荧屏视频被浓得化不开的“宫斗”热潮所笼罩,在嫔妃们云鬓雪柳间弥漫着环绕帝王展开的翻波醋海与宫闱杀机。此时,央视第一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最美的青春》如一股清冽的山泉猝不及防地涤荡着我们。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在政策利好的形势下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但也经受着粉丝经济、大众趣味与融媒逻辑的多重压力。在繁复驳杂的环境下,《最美的青春》以其清新刚健的精神气质成为近两年现实题材创作最美的收获。该剧的较高收视率和播放量[1]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现实主义创作自身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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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剧的艺术成就为现实题材剧创作提供了诸多启示,需要深入总结;并结合现实题材创作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分析,以有利于今后更多地推出精品之作。

 

  一、精神内涵的深邃表达与时代价值

  《最美的青春》表现承德地区第一代塞罕坝植树人用汗水、泪水、热血乃至生命创造的人间绿色奇迹,剧中冯程、覃雪梅等先遣队的年轻人用“最美的青春”谱写了一曲深情隽永的奉献之歌,他们的奋斗精神已成为我们全民族的宝贵财富。

  “青春书写”是每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每一代的青春故事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精神气质,它们深入人心的程度总是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年轻人的价值追求。从文艺创作史的角度来审视《最美的青春》的“青春书写”,显然与“十七年”文艺创作中如《青春万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2]等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革命者奋斗者的青春故事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它们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充满了那一代怀揣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的精神气质,精神格局恢弘壮阔。它与改革开放以后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春祭》《今夜有暴风雪》等“青春书写”在精神主旨和美学气质上显然有很大区别,后者更多带有“文革”“伤痕”“反思”类文艺创作的痛定思痛与伤感悲情的气息,青春的伤悼与追缅往往与对历史的反思批判水乳交融;同时,该剧也不同于前些年局限于小我情感的伤感与怀旧的那些“致青春”故事,后者大多充斥着“小时代”的情感纠葛、俗世期盼与白日梦想。[3]该剧与网络流行爽文及据此改编的大量影视剧一味沉迷于“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青春梦想故事更是判然有别。总的来看,它与当下军旅剧如《热血尖兵》《深海利剑》等同属广义上的主旋律青春故事,努力表现年轻人对理想情怀的追求,但在精神内涵与艺术手法上又有着卓尔不群的追求与特质。

  在全球化时代,这一题材也被赋予了新的精神价值与时代意义。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也付出了环境与生态的代价。这一问题积累至今已到了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时候,《最美的青春》此时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一直以来,宏大叙事以其强烈的社会历史总体观及意识形态色彩见长,而微小叙事则更多地表现为日常生活内容;前者在电视剧中多表现为改革、反腐等题材内容,后者则是家庭伦理与都市情感。这一界定与划分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社会而言多少显得有些简单粗疏,特别是难以涵盖其中意识形态色彩并不鲜明的公共事务与公共伦理问题,正如该剧的植树造林题材内容,也正是国产电视剧亟需拓展、大显身手的表现领域与创作富矿,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公共资源的共享与分配、公民意识的熏陶培养等表现内容都是题中之义,由此可以大大延展电视剧叙事表现及精神思考的公共属性,也是当代中国理应具备的现代意识。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最美的青春》的精神探索与艺术价值,就更显可贵。多年来,为人们所熟悉的,只有短篇电视剧《牛玉琴的树》《党员二楞妈》等极少量电视剧中表现了植树、环保等内容,这些早期作品对环境保护的思考也相对简单。纪录片如《塑料王国》、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作品带有较强的环保观念与忧患意识,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但总体上,国人在人与自然、保护环境的公共事务、公共管理与公民意识上还比较欠缺,恰恰是现代性精神启蒙较为欠缺的一环。毕竟,与基础设施等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相比,文化、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是最漫长也是最艰难的。世俗社会中的普通人每每看重小我小家之眼前私利,往往忽略公共事务对自我大家之长远影响,滥砍滥伐、胡乱开采、垃圾成灾、雾霾严重、气候恶化、交通拥堵、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问题都已造成巨大危害……最终影响的是所有国人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乃至中国未来长久的发展及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因此,尽管《最美的青春》表现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的植树故事,但它决不是“十七年”文艺创作中那些青春成长故事的简单延续,也不仅限于对坚忍不拔民族精神的书写与表现,作品中冯程、于正来、覃雪梅等人用青春热血浇灌培育的树苗,使“沙地变绿洲,荒漠变林海”的历史创举不只表现了那个时代拓荒者的精神境界,也传达着先遣队员们超前的环保理念、对国家民族环境的忧患意识、知识分子知行合一、感人肺腑的精神魅力以及超强的创造力,这些思想内涵都有着重要的精神启示价值。现实中塞罕坝建设者被联合国授予“地球卫士奖”也正是这一理念与行动得到全世界高度评价的证明,为我国在全世界树立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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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思想的审美化与丰富立体的人物群像塑造

  精神境界的大气与精神内涵的深度,需要恰当的形象化、艺术想象、加工转化才能有效表达,如何将植树造林这样一个人们习焉不察实际又不甚了了的“事理”进行艺术把握则是很能见出创作者的艺术功力的。现实题材创作表现当代人们的精神情感,总是会涉及人物相关的社会身份、所从事的行业及其专业性,也是剧作人物情感逻辑与心理逻辑的事件基础及事理逻辑的具体体现。《最美的青春》在这方面有着清晰扎实的事理逻辑,即如何在高寒荒漠地区种活树,涉及植物学、地理学、气候学、病虫害动植物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作品细致可感、令人信服地表现了这一问题是如何一步步得到解决的,从老一辈育林专家到冯程上坝三年,种树存活率一直很低,是坝下育苗还是坝上育苗?是遮光育苗还是全光育苗?种子的培育、消毒,酸碱程度等细节都被表现得生动形象,克服了专业性问题艺术转化生涩隔膜、情理事理两张皮的创作症结,巧妙有力地推动了人物塑造、叙事发展及戏剧情境的建构,也没有一味地陷入感情戏而忽略事理表现。这一成功经验对近年来其他行业剧、职场剧的创作是有重要启示的。该类创作不时出现专业硬伤,这当然和其专业性强有关,但也和创作团队对相关行业及人群的熟悉程度、开掘生活所下的功夫及艺术转化提炼的水平有关。只有通过恰当的形象化与艺术转化,这些带有专业性的“事件”(及病例/案件)才能成为特定戏剧情境中的“事件”,构织起相应的人物关系,让电视剧的事理逻辑坚实有力,使其“像戏”“有戏”,让“事件”“事理”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助力。在该剧中覃雪梅等刚上坝的大学生与冯程一见面,三四个连珠炮般的专业问题就让人物性格立了起来,冯程这个学木材加工而非育林专业的人被问得张口结舌,人物关系的主动被动迅即逆转,就是一个较好发挥了事理构建戏剧情境、推动情节发展、托举人物性格的例证。另外,现实题材剧中事件“专业性”的欠缺,会让这类剧的社会表现、专业特色每每让位于情感表现,从而挤占事件深度力度的展示空间,难免造成情理太强大而事理较虚浮,这也是当下行业剧发展不够成熟的重要表现。事理与情理如何平衡、融合,分寸的拿捏不只是对创作者深入开掘、表现特定行业经验能力的检验,也是对创作者艺术想象与创造力、把握社会生活的精神视野与胸襟格局的全面考量。

  优秀的电视剧创作离不开扎实的剧本,该剧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对生活的开掘深入有力,叙事紧凑、情节连贯、戏剧情境真实可感,从一人植树、到几人加入、再到大学生上坝组成先遣队,直到机械林场的成立、马蹄坑大会战植树成功的整个过程被表现得一波三折却又一气呵成,叙事结构自然流畅又十分精妙,其中最令人赞叹的成就在于人物塑造。

  《最美的青春》的主要人物形象生气勃勃、个性十足,他们执著热情,也有着各自的际遇与挫折,但这恰好给人物性格行为、情感选择与成长轨迹提供了深厚扎实的生命史背景和真切可感的心理逻辑。主人公冯程最初是为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女朋友唐琦回到家乡的,但唐琦却嫌那里早已不是什么“美丽的高岭”而远走他乡;冯程还眼见着自己的老舅新娶的媳妇因嫌弃塞罕坝的荒凉、在娶亲途中逃婚。他最初自愿上坝种树既有因包庇女朋友犯错误、选择逃避的因素,也有赌气成分,带有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执拗和自尊;然而更多的还是他对家乡深厚的感情。主人公重情重义、单纯自信、执拗自我的性格在最初几集就已确立起来。剧中对他三年独自一人在坝上种树的孤独感没有采取旁白这种直白方式去渲染,而是通过人物的发型服饰的变化平实地表现主人公的巨大变化,冯程已把自己融入了塞罕坝的荒沙中,蓬头垢面、执拗倔强,以至于老领导都担心他精神上出了毛病。改变是逐渐的,赵天山大队长和几个先遣队员的到来是一个阶段,覃雪梅、武延生等三对大中专生的到来是一个更大的冲击,覃雪梅等三位女同学一起给醉酒后的冯程理发对他的改变是很关键生动的一笔:他整个人都变了,不仅英俊如初、精神上也焕然一新,外貌上的变化暗示着他的性情趋向和缓,更是他融入了先遣队这个温暖的集体、驱散了内心孤独的表征,当然还是女主人公覃雪梅对他萌生情感的一种曲折显现。这些细腻的处理让冯程的成长自然合理、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变化光彩动人,他后来成为先遣队的灵魂人物,在几次危机中给大家带来希望也就十分自然,而不是没来由地高大或一味地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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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形象的成功也得益于年轻演员真实到位的诠释,比如冯程在坝上三年,粗粝沧桑如野人一般,形象与刚出场时的文艺清新判若两人,就像是换了一位演员,堪称近年来现实题材剧人物画廊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他的出现,有力纠偏了当下某些作品中正面人物不及反面人物生动可爱、主要人物不及次要人物丰满立体的审美偏差与不足。应该说,这既是电视剧创作的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远的如《黑冰》《黑洞》《蜗居》[4],较近的当属2017年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最为典型。剧中,反面人物——贪官祁同伟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比正面人物形象——第一男主人公侯亮平塑造得更为生动。电视剧细腻地表现了祁同伟从一个优秀的草根精英、缉毒英雄如何一步步蜕变堕落,首先是向能带给他快速完成阶层跨越的婚姻投降,随后是利用职权与情妇疯狂敛财、彻底背叛了最初的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试图实现胜天半子,终于还是输得一败涂地。而反贪英雄侯亮平的性格反倒比较平面,既不如李达康、陈岩石这些次要人物个性鲜明,也没有反面人物祁同伟的丰富复杂性,甚至也不如反面次要人物——老师高育良书记和小官巨贪等个性清晰准确。作品对人物如何建立其坚定反腐的精神信仰缺乏细致的人性展现和情绪情感的交代及铺垫,浅层地表现他的全才如会炒菜、会照顾女下属、哄太太,都显得比较悬浮无根。该剧播出后,让观众对祁同伟产生了较大的审美同情,甚至将剧情敷衍引向官二代共同对付草根精英的阶层固化这一社会痛点,接受效果不够理想,偏离了作品与腐败做斗争的初衷。

  主要人物形象魅力的不足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法制题材剧《阳光下的法庭》中,主人公大法官白雪梅和律师鹿鸣的塑造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弱在台词上。由于该剧的专业性较强、专业术语多、逻辑性强,在法庭辩论和罪案分析上人物有时就给人背词儿的感觉,让观者为之揪心,也就无法体现高素质专业人员的训练有素,角色的把握难以达到水乳交融、行云流水的程度。另外,同样属于法治题材剧的《执行利剑》集中表现执行法官对付“老赖”、执行难的问题,同样存在正面人物即执行法官左琳的形象不如反面人物郑怀山塑造得成功的问题,主要输在女主角的演技上。女主演面部表情呆板、降低了微相表演的层次感,总是用夸张的形体动作来弥补表情的不足,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感染力。如果把创作看成是一个总体工程的话,现实主义创作的成功需要借助各个流程与环节的合力作用,好演员好演技是必备要素。当下明星片酬高企的市场环境对一般投入的现实题材创作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演技短板尤其会让整部作品功亏一篑。

  《最美的青春》中生动立体的人物群像同样令人难忘,也建构起整部作品丰富多样的人物关系。老领导于正来、军人赵天山大队长的形象气质、言谈举止无不契合人物身份,表演自然生动,他们待冯程、覃雪梅及其他学生们如父如兄,在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轨迹与情感抉择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先遣队中拿得起放得下的承德女子季秀荣失恋后在冰雪中的红裙独舞令人难忘,她的两次爱情是对相关人物的人性最透彻的写照;孟月与那大奎的性格一细一粗,看似最不可能走到一起,但作品通过妥帖合理的细节铺垫让一切水到渠成;隋志超外表嬉皮、内心细腻,一个小磨把他的炽热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沈梦茵牺牲后,他的泪中带笑的表演感人至深。其他人物如理智强大、内心冰冷的利己主义者阎祥利,犯错犯罪、但内心善良、充满正义感的张福林以及文化不高、善良本分的伙夫/望火员老魏,这种一冷与一热以及相似中的差异都被把握得恰到好处,深具中国传统叙事艺术追求的“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再如,剧中于正来的副手曲和是侦察兵出身的政工干部,起初对冯程抱有很深的成见,认为冯程仗着烈士后代的身份持宠而骄,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但后来却一点点被冯程的忘我和吃苦精神所感动,最终义无反顾地保护冯程。可以说,该剧中每个次要人物都不刻板、更不概念化,不至于因过于简单干净而使作品丧失生活的丰富驳杂。

  另外,剧中还有大量老百姓形象,是主要人物、先遣队人物群像周围的普通人形象,在剧中虽然只承担辅助性的叙事功能,但同样富有层次,而不是一个模糊的集合名词。由此他们与男女主人公、先遣队众成员一道建构起了一个生动繁复的典型环境和活泼泼的生命世界。这里既有如炊事班老刘头这样打过鬼子的老革命,也有于正来的妻子于大嫂这样在马蹄坑会战时带着家属们送干粮的林场干部家属,还有以真实人物形象为原型的上坝六女,以及冯程的老舅铁牛和媳妇吴改花,两人的故事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也有普通人的义气,虽然只在前后几场戏出现,却十分鲜明、也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另外,老百姓中也有两次三番成群结队来砍那棵镇风神树的郑三父子及村民们,这些农民蒙昧野蛮,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置人于死地,在每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峙中,显示了先进现代的环保理念与落后自私小农意识的激烈冲突。作品的可贵之处是并没有把这种落后的老百姓形象概念化,而是写出了他们的分裂和变化,比如,“文革”中深知林场之恩的郑老骥教训儿子,诚恳请求于场长开除郑三这个林场的害群之马。

  该剧的细节设置尤见匠心,一个烟斗、一堆吃剩的粮食、生死考验面前一场披肝沥胆的恳谈、留下遗言,磨咖啡豆的小磨、改良的植苗铲……每一处每一件都形象传神,对人物情感、人物关系的推进都发挥着恰到好处的作用,传神而准确,处处体现艺术功力,也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蕴。此外,剧中还有一个神来之笔即那只被冯程视为兄弟、叫小六的狗,小六陪伴冯程度过了坝上三年孤寂的日子、多次拯救先遣队员的生命;但小六又总是被心怀鬼胎的人所忌恨,先是张福林想杀它,后又被武延生提议杀了吃掉。对小六的态度表现了人物性情心态的转变、于“兽道”反射出人道和人性;小六的死,并没有被渲染得多么悲壮,而是生命的自然衰老、逝去,但小六的离去,却意味着冯程身边那个孤独的标识的远去,也未尝不是人物身上个体自我与孤寂心态的一种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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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制作水准高标与影像美学追求

  思想的审美化还需要制作水准和影像语言的助力和成就,该剧主创团队学习发扬“塞罕坝精神”,在高寒荒漠地区实地拍摄了一百六十多天,辗转承德御道口、内蒙古乌拉盖、多伦、克什克腾旗、乌丹等八地取景,在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下,每天持续工作12小时以上。为了追求生活真实,剧组仿制了四台植苗机用于拍摄,实景建造了一个占地数千平方米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部,林场三四百人的服装也都按照博物馆陈列的展品仿制,演员们在化妆上不是追求好看,而是要准确地贴合人物的身份和情绪,冯程后来“野人”般的造型和刚出场时已判若两人;人物用当时流行的大白瓷缸子喝酒,住在简陋的地窨子里,极好地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暴雪封住了地窨子的门,先遣队员们只能从窗户中跳出、从外面挖开雪、打开门;为找救援,那大奎冻僵了腿,只能用雪搓热;季秀荣喜爱的妈糊小吃、隋志超为心爱的人制作磨咖啡豆的小磨、冯程的压缩饼干、为解决冬季缺粮挖的地羊。还有小六本是一条训练有素的军犬,为追求真实感,剧组将狗毛涂成了当地土狗的黄灰色……应该说,正是这样的细致和考究,使作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当年的生活场景,获得了令人信服的年代质感与真切的生活实感,让现实主义追求一点一滴落在了实处。完全超越了当下不少现实题材创作缺乏真实感,细节失真或“局部真实却整体失真”[5]等创作症结,表现出主创团队对待创作制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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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也为该剧营造象征意蕴、表现独具特色的艺术意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电视剧是大众通俗艺术,但“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毋庸讳言,当下大量电视剧体现着“戏剧性、类型性、平面性和身体性”这一新的美学原则,[6]“俗”“艳”“闹”是其突出表征。该剧具有的“真实性、典型性、深度性和心灵性”就尤显珍贵。作品借助造型、构图、布光、色彩、片头曲、主旋律等用心考究的影音语言构建起了一个内蕴深厚、蕴藉隽永的艺术意境。如苍茫荒漠下一人一狗,万籁俱寂,画面美到极致、也无比苍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又难掩主人公内心巨大的孤独感;漫漫沙海中,一棵巍峨的大树孤独挺立在呜咽的风中,如活化石般突兀,又带给人绝路逢生的希望、震惊错愕的极致审美体验。这些镜像语言深具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荒寒境界”[7],也贯通了西方现代艺术于人与自然的对比之间营造的强大孤独感。同时,剧中冯程的父亲——抗战时的游击队大队长牺牲后就掩埋在树下,这株树无疑还是一棵英雄树,是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作品也自然地被赋予了一种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意蕴。该剧有时全无对白,仅凭人物表情动作和画面音乐表达,强化了电视剧的镜像表意功能。如冯程听闻心上人死去、自己种树又屡屡失败,一时万念俱灰,竟自掘了坟墓,准备把自己埋葬在父亲身边,在故乡的怀抱中死去。此时却偏巧碰到郑三等无赖要野蛮砍树,冯程拼死护卫——也是保卫他的英雄父亲、保护祖先留下的神祇般的启示和信仰。此时,大漠荒野中残阳如血,朔风如泣如诉,不畏生死、向死而生的冯程心中已无恐惧和绝望,他的鲜血也如父亲一般融入了脚下的土地,父辈祖辈的血脉、勇气和力量也自然贯通在他的心口、胸中,那无疑已升华为一种大爱和责任,恰如全剧点题的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此刻,富于诗意的影像语言让该剧油然而生一种苍凉壮阔的艺术意境,它不是刻意而为的,也决非为唯美而唯美,而是扎根在塞罕坝这片土地的深处,更是第一代塞罕坝人感天动地的生命激情和创造力量的审美表达。影像语言的完美呈现还表现在先遣队员面对生死考验、留遗言一场戏中,冯程用画上了钢琴键盘的条凳为大家演奏命运交响曲,乐曲声由弱到强、从画内渐渐转向画外,音画交融、悲壮奔放,此时琴声就是希望和向往,更是一种不屈的抗争。

  当然,该剧也存在些微不足,如反面人物武延生的表演比较夸张、人物性格也比较漫画化。全剧的整体节奏尤其是32集之前一气呵成,庄严凝重又不失诙谐。33集至结尾的部分时间跳跃大,过渡到家庭伦理情节、略显琐碎,与此前的风格也不够统一。但总体来看,该剧在精神内涵、艺术成就及制作水准上所达到的高度、所呈示的现实主义精神都为未来现实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启示,也让我们对该类创作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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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新时代高端科学研究人才支持项目”:“融媒体业态下现实题材电视剧网络剧的审美价值趋向研究”(项目编号CUC18GD14)的阶段性成果。

 

  [1] 据中国新闻网2018年8月28日百家号的报道,该剧在央视播出期间,收视率平均破1,最高达1.625,豆瓣评分达到8-8.2分。

  [2] 《青春万岁》(1953年),王蒙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改革开放后由导演黄蜀芹改编为同名电影;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剧本出自“山药蛋”派作家马烽之手,苏里导演,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两部作品都带有鲜明的青春气息,是“十七年”文艺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的青春颂歌。

  [3] 戴清:《一曲内蕴隽永的青春颂歌》,《光明日报》2018年8月31日。

  [4] 电视剧《黑冰》中的郭小鹏(王志文饰)、《黑洞》中的聂明宇(陈道明饰)都是大毒枭,《蜗居》中的宋思明(张嘉译饰)是包养小三的贪官。但是,这些地道的反面人物却以其生动鲜明的性格和高超的演技赢得了观众较多的审美同情,形成了“反面人物审美价值过高”的突出创作症结,曾多次受到电视剧管理部门的批评,也为学界所反思。

  [5] 杜飞进:《要警惕现实主义被窄化、污名化和弱化》,《人民日报》2016年3月1日第24版。

  [6] 王一川:《艺术公赏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9页。

  [7] 参见朱良志:《真水无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该书第十四章中细致地分析了“中国画的荒寒境界”的表现、形态及其根由,指出“中国画的荒寒中包孕着生命的温热……”

 

  作者:戴清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总第37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胡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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