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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冀平:梦里不知身是客

发布时间:2018-03-20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张永明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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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诗与现实:成长中的剧作家

  张永明(以下简称“张”):何老师您好,作为当代剧作家,您能谈谈您的成长经历吗?是什么促使您选择戏剧,并最终走上戏剧创作这条道路?

  何冀平[1](以下简称“何”):永明你好,我的祖籍是在广西,不过我出生在北京,由于修建人民大会堂,我的家从天安门西侧一个讲究的四合院,搬到了偏远的龙潭湖,我进了附近一所普通的学校,读一年级,同学都是周围居民的子弟,他们看不惯我穿的皮鞋和过于整洁的衣着,又从他们父母口中知道我的父亲在香港,那个时候谁沾上香港的边儿谁就有“嫌疑”,他们觉得我就是“港台特务”。于是我就成了他们议论、攻击的目标。由于缺乏童趣和伙伴,过剩的精力便向别处延伸。我发现家里书架上有一排一模一样的书,淡黄色的封皮,金紫色的字,便够着拿下来翻着看。我发现这些书与别的书不同之处是,每页靠左边有一排黑体字,像是人名。比如“某某某”下面是另一个人名,这个人名下面又是“某某某”。我想从中找出两个挨着的“某某某”来,总也找不到,我时常一两个小时地翻找。我不知道这就是《莎士比亚全集》。也许是戏剧的老祖宗被我这个六岁的孩子打动,多年后,竟真让我走上了戏剧创作这条路。童年,一切萌动中的情趣和才智,都被结结实实地踏平了。后来我从事创作,最需要想象,我的这方面才能也还不差,想来可能是悖论的道理。

  考中学的那一年,统考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庭》,平日文章写得不错的我,一看就昏了头。我知道我的家庭不能写,更不能把父母写进去,真实的描述会带来许多麻烦。我立刻想到写祖国。记得我写在草原上放牧的“姐姐”,在炼钢炉边炼钢的“哥哥”,给了我目标和勇气的“父亲”,养育了我的大地“母亲”……刚交了试卷,我就被监考的中文老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我严重走题,别说考入名校,上不上得了中学都很难说了。当时我想又完了,我可能真是什么也做不成,我远远地避开众人,恐惧地等着发榜,不料我的这篇作文得了满分,可能是阅卷的先生认为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胸怀,难能可贵吧。

  如果,以14岁为童年与青年的分界,我实在追忆不出童年的乐趣。这时一个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开始,要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本来离开城市离开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在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上,我突然觉得挣脱了一切枷锁,乡民们不管我的父亲是在海内还是在海外,他们只知道我是一个“北京女娃”,她们爱看我写的戏。那时农民看不到电影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我们就自己编排节目演给他们看,娱乐他们,也娱乐自己。

  打麦场上挂煤油灯,是我第一个剧作创作的舞台。我不停地写,锄头在黄土地上砍出一个土窝,坐下就写;棉花团捻成一个捻儿,做一个灯,埋头就写,写到第二天早晨两个鼻孔早已被油烟熏黑。乡民们看着我写的戏笑,我看着他们笑。后来我的剧本在世界上许多灯火通明的舞台上演出,但我永远忘不了打麦场上那一排排挂起的煤油灯。无私真挚的爱融化了我心中的冰雪,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第一次得到了体现。

  张:看得出童年的成长经历以及您在西北下乡时候的生活,对您日后从事戏剧创作的影响颇大,您在这之后的戏剧创作道路又是如何的呢?

  何:后来我能回来北京也跟戏剧有关,否则我将待在西北。当时西北的环境非常艰苦,好多青年人想回来,但过程都十分艰难曲折,由于我会写剧本,我写的戏,从陕北演到北京,受到了上面的重视,我也因此被调回了北京,所以说我一生中很多重要时刻都和戏剧有着不解之缘。

  那年我20岁,在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我还在写剧本,我和其他几位业余作者为工人话剧团写了一台话剧,想不到竟请来了北京人艺的艺术家蓝天野做导演,胡宗温等做表演指导,宋垠做美术设计……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让我崇敬不已。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赵启扬派来的。赵启扬当时是北京人艺建院时期的党委书记,是他团结起那么多既有才华又有个性的大艺术家,北京人艺的形成、发展和辉煌,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革”中他离开了人艺,在北京主管业余创作。我是工人写作组里最小的成员,除了写剧本,还梳俩小辫儿,在台上跳来跳去串演思想幼稚的小丫头,赵启扬看我是个可造之材,就对我说你去人艺吧,当时就要调我去北京人艺做编剧。这在当时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那时的我还很年轻,家人有个愿望,无论如何都要我读大学,正好,赶上“文革”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第一次招生,为了圆大学梦,我选择了继续上学。当年中戏戏文系5000名考生只收45人,竞争很激烈,我考得并不出色,所幸主考的老师更看重实践,当时我已经有三个剧本演出发表,于是就顺利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我在戏剧学院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这些老师的课给我打下坚实的基础,虽并不是告诉你具体怎么写戏,在写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做,因为这些都需要靠自己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感悟。谭霈生、晏学、祝肇年、丁扬忠等老师的课都非常好,当时戏剧学院是老师比学生多。学生们听他们的课简直是如醉如痴,我之所以后来对戏曲有兴趣,创写京剧剧本,都跟当年老师的传授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了四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北京人艺指名要了我,就这样,我进入了人艺剧本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话剧的殿堂,名流汇集,光是小小的剧本组,就大有来头,四任剧本组组长个个赫赫有名,第一位是焦菊隐,第二位是赵启扬,第三位是于是之,第四位是英若诚……剧院把剧作家像宝贝一样看待。剧本组中我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我不太善于与人交往,他们男的常到于是之老师那儿喝酒谈剧本,当然也不便带着我。于是之当时是剧本组组长,他拿到我们的剧本就会躲起来,不接电话,不见人,认认真真看两三遍才提意见。后来他当了副院长,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他,既管剧院演戏的大事儿,也管消灭老鼠的小事儿,但他认真研读我们剧本的习惯没有变。

  所以说,我这一生虽然生活经历挺坎坷,但艺运很好。我们这种人有两个运,一个命运,一个艺运,我的艺运很好。上学的时候,我曾经拿着一个简单的剧本构思到人艺,那是我去香港探亲写的香港题材的本子。第一次走到首都剧场后面的大楼,楼道宽且静,外面是酷暑,里面很阴凉。推开会议室的门,吓了我一跳,刁光覃、夏淳、于是之、田冲、苏民……几乎所有人艺的巨头都在,都来听我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讲一个极初级的剧本构思。我单薄的短袖衫在微微发抖,心却很热,我讲得动情,他们听得也很动情,这就是后来的《好运大厦》,这是进入人艺后,我的第一个大戏。《好运大厦》是写香港的,我是我父亲最小的女儿,“文革”中父亲与我完全失去联系,不知我生死。“文革”结束后,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我,要我去香港。所以,从1977年开始,每年假期我都去香港探亲。

  张:所以您后来的很多剧本十分关注个体在时代下的命运,这或许跟年少的经历和时代背景有关,总觉得您剧本中人物背后的命运,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何:你说得对,那个时代下我的人生经历的确对我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写的东西里面的确有你说的忧伤,或者说是沧桑。所以曹禺先生连看了《天下第一楼》五遍连排后,握着我的手问:你还这么年轻,哪来的这些沧桑……

  二、《天下第一楼》:“危楼”形象的构建与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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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您创作的话剧《天下第一楼》被许多院校作为教材,我看过很多遍,戏剧学院也经常排,我自己常被剧中卢孟实的命运深深打动。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是卢孟实,有哲学的况味在里面。我知道您当时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做了很多的调查和采访,除了找到“危楼”这一形象之外,还做了哪些准备?

  何:1985年我开始写《天下第一楼》,这个人物里有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卢孟实整个的一生就是个奋争史,奋争到最后,不被认同,人去楼空,像《红楼梦》一般。《红楼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那种人生况味的隽永,我会不自觉地写到自己的作品中,有点点悲凉、淡淡的、忧伤的一种遗憾美。但我的作品又不会太灰暗、太阴沉,这是我的一个理念。我认为戏剧作品不是一首诗,不是一张画,不是供少数人欣赏的。剧本是面向广大受众者的,如果作品没有票房,没有人看,再有深刻的内涵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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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楼》剧照

  《天下第一楼》这个剧,有人把它跟话剧《茶馆》做对比,在我看来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茶馆》中人的命运,是被时代兴衰所左右,《天下第一楼》是写人自身的命运起伏。卢孟实这个人物形象有一定代表性,他像一颗磁铁一样,让所有人都围绕在他周围。戏就是这样的,第一人物立不起来,这个戏就完了,别的写得再好也没用。卢孟实这个人物包含着我很多方面的感受。我先生看完这个戏后说,你怎么这么了解男人啊?作品写到了卢孟实对待女人、亲人、下属、上司、一起相处的同仁等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

  这个剧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剧院很多师长的帮助,像于是之老师就给予这个剧很多的鼓励和期许,从始至终,他从来都没有给我泼过冷水,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题材和她(何冀平)的距离很远,一个女孩家能写出什么来呢?但我还是违心地说了赞同的话。渐渐地,我发现她可以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写完《天下第一楼》的第一幕,我拿给于老师看,我说您看看,如果不成,我就不写了。于老师看完了,说:“人物好看,语言生动,很有希望!”他只提了一个意见,人物的名字太文了,比如当时剧里的罗大头叫罗章龙。我也找过剧本组的新任组长英若诚,他给我讲了“炸板指”这道菜,使我顿悟了许多道理。

  《天下第一楼》的剧名曾为《客上樊楼》,取自“夜深灯火上樊楼”在一次艺委会上,苏民说剧名不通俗,难懂。尔后我才取名为《天下第一楼》,我得天独厚的感受着这些大艺术家们的直接教导。《天下第一楼》公演了,于是之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贺何冀平》,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抄录在这里:“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眼睛发热。我永远怀念在北京人艺工作的日子,我在那儿工作了七年,后来移居香港,再也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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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楼》剧照二

  张:这部剧第一次排练时,在舞台上呈现的过程是怎样的?作为剧作家,您个人对这部剧的呈现有着怎样的期许呢?

  何:老院长曹禺先生看过这个剧本,特别从医院里出来,把我和夏淳、顾威两位导演叫到他家。他第一次见我,非常惊讶,说这是何冀平吗?竟然是女的,这么年轻?当时看过剧的很多人都误以为我是男的,而且是个老头儿。曹禺先生非常喜欢《天下第一楼》这个剧本,为其题写剧名,还写了一首长诗。那天,他说了很多,连角色的未来都谈到了,比如他说,玉雏儿(剧中女主角)的结局会很好,果然,此剧改编为电视剧的时候正如他所述的那样。他特别对两位导演说,这个戏要玩儿着排。第一幕连排了,坐在排练场的我是担心的,这个剧被排得太“正”,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坐在那儿没出声,当时小濮(濮存昕)是卢孟实的B角,他看出来了,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说:“别着急,刚开始,还得排呢。”其他人也看出了我的不满意。当时,我只肯定了一个小人物,就是大少爷旁边的跟班——福子,其他的角色都被演绎得太一本正经了。我提出意见后,导演、演员都接受并进行了调整。当然,这要归功于北京人艺的作风。人艺出了厚厚的一本书,专门讲述《天下第一楼》的整个排练过程,参与的每一个人都有文章在其中。所以说,我的艺运很好,能够和这些以艺术为重的艺术家一起工作,受益匪浅。之所以这个戏能感动了上至政界和知识分子,下到升斗市民,是因为其中的一些东西触及到了他们的内心。

  1989年我辞掉了北京人艺的工作,离开北京,随家移居香港。走的时候,我流了眼泪,于是之也流了眼泪,给我签下了人艺院外编剧001号,我成为北京人艺第一个院外特约编剧。很多人为我惋惜,记得当时报纸上一篇文章说:一个离开自己的乡土文化的作家,她还可做些什么?在北京我事业如日中天,在香港没有人认得我,记得到香港后一个家人问我写《天下第一楼》用了多长时间,我说三年,她听后说在香港这样你会饿死。我自己也很彷徨,在这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地方,我能写些什么呢?到了香港后,香港话剧团没有邀请我,可能他们觉得我不懂粤语,认为一个从大陆来的作家写的东西,不会被香港人接受。凭借着一点知名度,我进到了一个电影机构做了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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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半后,1991年,北京人艺到香港演出《天下第一楼》,受到热烈欢迎。徐克看完戏后,连夜去找两样:一是烤鸭,一是何冀平。从创作电影《新龙门客栈》开始,我走进香港的商业影视圈,在香港一班影视制作人中打滚儿,听不懂导演、监制的广东话,就用个小录音机录下来,回家让老公做翻译。八年的电影电视生涯,时常手里有三个剧本同时进行,好像耍杂技,同时抛着三个球,哪个也不能掉下来。当我一天可以写成一集《新白娘子传奇》剧本的时候,我知道我不会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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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龄与慈禧》:日暮紫禁里的一道阳光

  张:有人认为话剧《德龄与慈禧》是您最好的作品,而我个人更喜欢《天下第一楼》,您自己怎么看?

  何:从事八年电影电视的创作后,1997年我应邀加入香港话剧团,重归舞台,创作话剧《德龄与慈禧》,奠定了我在香港剧坛的地位。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地域文化的问题,在香港,人们就特别喜欢《德龄与慈禧》,放在内地,就喜欢《天下第一楼》。

  《德龄与慈禧》是1997年香港话剧团请我做驻团编剧时我的第一部话剧。这时候我在香港已经八年。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我给了他们两个题材,其中一个就是《德龄与慈禧》,这不是当时才想到的,而是早在写《天下第一楼》之前就有过的一个构想。我不喜欢清史,清史基本上是灰暗的,挨打的,只有一小块内容非常阳光,有人性的温暖,就是德龄在清宫与慈禧相处的一段,我很想写,但因为找不到中心,迟迟未动笔。直到1997年,我重新有了感受。我在场刊里写到:“我希望德龄像一股清风,吹进重门深锁的紫禁城”。我觉得香港应该是一股清风,这么多年来,接受西方文化,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终于回归祖国,应该推动我们伟大的中国更好发展。

  戏从两个女人入手,一老一少、一中一西、一古一今,我翻阅了德龄撰写的不少书,书里面全是奉承慈禧的话,说她容貌如何美,宫廷生活如何富贵。但我注意到了其中一句话:“我站在慈禧的龙床边,就想,如果我能利用我当时的身份做多一点事,那该多好!”她没有做到,但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要给予人物的新意。我从女人的角度分析慈禧,她冰冷、残酷,集大权于一身,但却苦闷孤独,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周围全是阿谀奉承的人,听不到一点真话。在这样一个深宫环境里,突然来了一个18岁的小姑娘,一个敢说敢做,青春活泼,和宫里环境迥然不同的女孩——德龄,这两个女人碰在一起,怎么写都是戏。

  《德龄与慈禧》第一版演出的时候,是在圆型剧场,没有布景,全部靠人走队形替代布景,这反而拓展了想象,别具风格。演出最后,落下来一个帐幕,罩住慈禧的龙床,慈禧死去。这个戏一下子就红了,大家都去抢票,每场都得卖站票。

  张:您觉得历史上的慈禧和您创作中的人物有何不同呢?

  何:我不是为慈禧翻案,她在历史上做的事也翻不了案。八国联军侵华后,她想要了解西方,知道西方,这时德龄出现了,带来了她想知道却从来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在慈禧死之前,有一个遗诏,让德龄的父亲连同五个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君主立宪。这是史实。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个顽固得不得了的人,也想把国家治理好,不想200年基业毁在自己手里。这个戏打动了很多人,六次重演,每演必满座,还改编成粤剧,改编成京剧。

  张:您更擅长写历史剧,还是现代戏?

  何:其实并没有擅长哪个不擅长哪个,我还写过儿童电影呢。所有的作品,无论是什么题材,最终还是写人。所以首先剧中的人物要是扎实的,人物立起来,才有围绕他的一切,才会生发出事件,事件之间再找到联系,最后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

  说起历史剧创作,我觉得写历史,一定要从历史人物里面脱胎出来,但又不能离题万里,要符合历史。要从这个历史人物的生活经历,人物关系,蛛丝马迹中,找到一个点切进去,而这一点是和现代相关的。如果不把人物从历史本身脱胎出来,去生成一个新的人物,就不能给现代观众以冲击,无法和现在接轨,就还是陈旧或者概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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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龄与慈禧》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从真实的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里面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和抗争,让人觉得好看,被触动。在香港,这部剧特别受青少年学生的喜爱,被收进中学语文教材。有孩子看戏中场休息不肯上厕所,说怕上厕所误了开演。我觉得他们看的、关注的,就是那个青春的女孩子——徳龄,那就是他们自己。

  《德龄与慈禧》最后一场演出,我上台谢幕,演员们按照国外习俗,踏动台板向我致敬,观众掌声经久不息,走出香港文化中心已是深夜,对面的维多利亚海港灯火阑珊,我突然对老公和儿子说,香港真美。回归舞台后,连续上演我五部话剧,包括3000万制作的《烟雨红船》。2001年香港所有主流剧团同时上演我的几部剧本,被评论界称为“何冀平现象”。在香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又重新起步了。

  四、《甲子园》:岁月轮回中的良知拷问

  张:您跟人艺差不多是同龄人,您也是一个甲子,您写《甲子园》的时候,比人艺还大一岁,能给我们谈谈《甲子园》这部作品吗?

  何:《甲子园》是个命题作文,这个戏要为人艺60年庆贺,受到各层领导重视,当时给了三个关键词:北京、现代、原创。开始接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曾有过犹豫,这六个字里只有俩字我敢承担——原创。更重要的是我长期生活在香港,怕自己对现代的北京摸不准,但北京人艺就像是我的家,家人找我,我不可推卸。

  我希望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展示人艺60年,于是我就想这个戏要能把老演员请进来,没有他们的话,展示不出全面的人艺。我想到写老人院,而老人院总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最终还是生活给了我启示。我想起去中山大学讲学,校方安排我住在一座叫“黑石屋”的古老别墅,“黑石屋”是一个一百多年的美式建筑,宋庆龄曾经在这里躲避追杀的叛军。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住,房子很大,外边刮着大风,松树哗哗哗地响,树影倒映在我的床上,我一点不害怕。我觉得这房子要跟我说话,这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好像都要跟我讲话。我在北京住的房子,也有200年的历史,一个英式别墅,很大,两层,院子里都是500年的大树,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里边,不止一次觉得古老陈旧的有经历的东西会讲话。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写一座会讲话的房子?于是就有了话剧《甲子园》的构想,百年老屋,房子中间长着一棵大树,这些都具有象征意义。

  《甲子园》中写了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物,王姬扮演的这个人物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变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个人物转变得有些突然,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她从一开始的决绝到后来的慢慢接受,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充足的心理历程,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变化的外部事件最终震摄到人物的内心,从而唤起了人们内心中最善良的那部分良知。有评论说《甲子园》是给良心未泯的人看的,我觉得说得很在理。看戏也需要一点真知、良知,才能够理解戏里面的人物和他们的转变。

  张:现在大家常常会谈到戏剧存在的困境,跟影视相比,戏剧的传播手段确实比较有限,您是如何看待当代戏剧的现状?国内把您定位为一个纯现实主义的作家,您个人对此怎么看?

  何:说句实话,我看的内地戏剧不太多,也不一定能赶上看到好戏,所以我很难讲,但是我觉得现在戏剧的势头还是很旺的,国家也肯出钱扶持,还有很多人想要当编剧,编剧原来是个冷门职业,现在简直热得不得了。

  关于现实主义,我了解的也不多,就我个人感觉而言,不管什么样的作品,只要精神是现实主义的,任何表现手段都可以用,我的作品都可以重排,可以尝试用另外的现代的手法来呈现,我都不排斥。《德龄与慈禧》《甲子园》《天下第一楼》《还魂香》等都可以再排,香港就排过一版粤语《天下第一楼》,演出了50场。我很乐意看到年轻人来排演我的作品,剧本创作出来,最终还是想要让更多人看到。有人说《德龄与慈禧》只是圈内人知道,老百姓都没怎么看过。其实这个戏在小剧场同样可以演,第一版就是在小剧场里展现的。现在北京的演出太多了,各国各地的都有,内地人民太幸福了,我不住在北京,好多好戏都错过了。

  张:那一部剧怎么才能让大家都能看懂和喜欢呢?剧中性格化的台词,您是如何处理的?

  何:第一,故事一定要好看,要会讲故事,故事的好看在于切入的角度,这个角度很要紧;第二,人物要有吸引力;第三,作品要有亮点。其实我没有特意去揣摩,我也觉得很奇怪,到我写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跳出来了,可能和性格有关吧,生活中的我也不沉闷,所以我的作品绝不沉闷,你看我的戏,都有笑点,甚至爆笑。还有随时随地地吸取,有时候看电影,一句话突然触动我,我就记下来,并会变化了用在我的作品里,这种吸取、捕捉,已经成为了习惯。

  张:作为当代剧作家,我觉得有句诗形容您特别贴切:“梦里不知身是客”。您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一种在血液里流淌的悲悯的情怀。

  何:可以说有这种感觉吧。最近在云南禄丰看“恐龙谷”,对比恐龙几亿年的生存期,人类好比才存在了两秒。来到世上都是过客,写作人不过希望用文字留下点痕迹,不负此生。在香港、在农村,不管生活多困苦,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也没有想今后前途会怎样。我靠着戏剧、写作,渡过一个个难关,是戏剧帮了我,几十年来我没有停过笔,直到如今。我生活在香港,也常常来北京,我多了一个故乡,多了一片乡土,当初离开北京时,诗人刘征送给我一首诗最后一句是:惊寒欲问今何昔,第一楼头看月明。

  我曾经又回过陕北,我插队的那个小村子,远远地就看见沿河那边黑压压地站着全村的人,他们像接闺女一样把我迎进门。是这块贫瘠的土地和乡民给了我自信,铸成我手中的笔,给了我此生赖以谋生的能力。

  曹禺老院长曾经握着我的手,追问《天下第一楼》我用来结尾的那副对联(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横批:“没有不散的宴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我对人生沧桑的感悟。不少人惊讶,一个尚且年轻的女子(创作《天下第一楼》时我30岁出头)竟对人生有如此沧桑的感受。我的沧桑是从六岁开始的。我感谢这种沧桑:是它使我过早成熟;是它使我深沉不敢轻浮;是它使我在逆境中不曾倒下;是它使我知道人生不是索取而是给予;也是它使我走上写戏这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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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何冀平:剧作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从事专职戏剧创作,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88年创作的话剧《天下第一楼》被誉为当代现实主义经典。1989年移居香港,继续戏剧与影视创作。主要作品有《德龄与慈禧》《还魂香》《新龙门客栈》《黄飞鸿》《香港故事》《帝女花传奇》《楚留香》《龙门飞甲》《投名状》《明月几时有》 等。

 

作者:张永明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3期(总第30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中国文艺评论》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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