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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剧《寒梅》:由奇崛起,觅险峰去(郑荣健)

2021-07-12来源:光明网 作者:郑荣健 收藏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淮剧《党的女儿》,到90年代的淮剧《寒梅》,再到今年全新版淮剧《寒梅》,王愿坚短篇小说《党费》里“玉梅”的故事,在上海淮剧团经历了不同年代的审美打磨与锤炼。

  全新版本的淮剧《寒梅》由罗怀臻编剧、韩剑英导演,延续了罗怀臻戏剧构思的一贯风格,戏剧性更强,慷慨简劲、写意昂扬,让人感受到柳枝新发的现代气息。该剧保留了田玉梅从刑场死里逃生、与叛徒斗智斗勇的情节线索,但人物关系已不是以往非黑即白、敌我对立的冲突关系,而是聚焦寒梅(即原作中的田玉梅)与叛徒丈夫李炳辉在人伦道德与价值追求、命运处境所展开的悬念冲突,从而把人性推向了尖锐的灵魂拷问之中。自己怀孕、丈夫背叛,就像拷问的“加码”,既交代了当时革命老区中复杂交缠的环境,也提供了充满张力的结构样式,即寒梅逃生识伪、上山示警与李炳辉惶恐真相被识破、试图说服寒梅认同自己、上山引游击队下山形成了双线并峙的行进轨迹。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峰峦并峙、崖渊呼应的结构,是有范本意义的。

  悬念与冲突始终在高位运行,这是淮剧《寒梅》最突出的特征。为人妻也将为人母的寒梅,在那样一个严酷惨烈的环境中,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她坚持斗争的?一方面,同志的惨烈牺牲和自己唯一侥幸得存,不但加深了寒梅对敌人的仇恨,也赋予她必须坚持斗争、为同志报仇的责任。另一方面,她肚子里有孩子,为人母而欲留之,为人妻而耻于再跟叛徒李炳辉有什么关系。在此情形下,信仰就变得十分具体,切入了人物最深切惨痛的经验与情感,孩子就像一道隐喻,去留生死,系于一念。正是因为她的示警,游击队才得以保全队伍,更好地进行对敌斗争,她也才能解脱无处可遁的心结——这生不逢时的苦命孩子,还没出生就有了一个叛徒父亲。作为母亲,纵然是死,她是一定要给孩子做点什么的。她不惜冒险上山传递消息,也揭示了她难以言明、痛彻心扉的决断——若不能成功示警,她背负的罪责、孩子身后的污点恐怕再也无法开释和洗刷——她是带着肚中的孩子一起为尊严和荣誉而冒险的。这种对灵魂深处的拷问和考验,深刻地揭露了人情和人性,震撼人心。

  这些情节,无论是文本还是表导演处理,都强烈集中地反映了寒梅的身心处境。比如,第二场与丈夫重逢时,她是多么不想得出丈夫就是叛徒的结论,但那顶熟悉的斗笠告诉她,丈夫没死。想而不敢想,便转托为梦,舞台布景开合之间,相见舍离,终又成醒后赫然灼目的一顶斗笠,让人如面对深渊的凝视。待见到丈夫,她带着侥幸也带着冷静,一步一步引李炳辉说出真相。原本李炳辉还居高临下,把她视作嫁鸡随鸡的乡下妇女,但是当她的大耳光甩过去,李炳辉当即跪下,主客转移,变成了她对叛徒的正义审判。

  导演的时空调度以及包括红绸、斗笠、梦境等的使用,也鲜明确立了整个舞台的写意风格。红绸表达的壮烈慷慨,是意象性的;斗笠拧结的前后情节,是悬念式的;两个梦境前后呼应勾连起寒梅和李炳辉不同的心境,是人性与灵魂的直呈。所有这些,既是导演的独特创造,也是二度创作对这部戏两个人、两条线的张力结构深刻理解后的具体外化——在人性的拷问面前,一个巍巍英姿,一个卑微匍匐;一个如临渊探谷,一个像暗面的凝视。这是淮剧《寒梅》经创新而转化的厚重深刻之处。在舞美设计上,几块布景拆分聚合,调度出了梦境与现实、室内与室外、关卡与峰峦叠嶂的不同空间。比较落空的地方,是对寒梅上山的动机解释还不够清晰,从而使得本可大做文章、深度开掘的空间,没有全面打开。因为她已怀孕,且有人可以代为上山,那么她的理由一定要超越自己与孩子的生死。在剧中能承载如此分量的,只有对同志生死的责任以及她灵魂深处需要解开的心结。

  由奇崛起,觅险峰去,实现的是对革命信仰的具象注解。淮剧《寒梅》用这样充满戏剧张力的叙事表达和酣畅写意的新颖样式,演绎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也诠释了爱与信仰的同构本质。信仰和初心,本来就是因为爱,因为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

  (文中图片来源于“上海淮剧团”微信公号,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郑荣健,《中国艺术报》记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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