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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笑话,而是一种思维(张先)

2020-04-26来源:《文艺报》 作者:张先 收藏

  一些剧本,特别是各级专业院团的作品,“行活”色彩浓重。我们提倡现实主义,但许多文本的呈现是“现实”+“主义”。一个现实题材,应和一项政策热点,就等于完成了创作构思。如此一来,使得剧本创作方法趋于简单化。

  在前两年庆祝中国话剧11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中,曾经风闻这样一种说法:关于中国话剧的起源,有学者认为话剧不是外来的艺术样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某个王宫里,面对君王,一些弄臣就有这样的演出。其手段就是对话。所以,话剧不是舶来品。众所周知,话剧在早期的称谓是“文明戏”。文明显然不是说“文明”本身,而是在表述话剧的时代性,也说明了它的来源。话剧同芭蕾舞、交响乐、西洋画一样,是产生于不同文化土壤的不同文明。进入中国后,被称为话剧。话剧的“话”,不过是个名字而已,并非以语言为表现手段的都可以认定为“话”剧。其实,认为以“话”演剧就是话剧,应该不是一种误解、一种简单化、一个笑话,其代表的是一种思维。由此笔者联想到的另一个现象,是在百余年的中国话剧史里,每当话剧演出流行蓬勃的时期,都是社会最为动荡、最为紧张,甚至最为危险的时期。反之,一旦社会进入平衡、平稳、平顺的状态,话剧的势头就会衰减。不知这是话剧艺术的水土不服,还是各国皆然的正常规律。当然,更可能是自己的思维习惯在作祟。

《柳青》剧照

《杜甫》剧照

  近来看了许多舞台剧的演出,也读解了许多理论研讨,更观察到随着一些外国剧团的登陆,微信圈里不断掀起阵阵的“轰动”。非常多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见解被提出来讨论。然而在舞台上,国产优秀舞台剧目却越来越少,微信圈里点赞宣传的后面,是观者的声讨和不满。在努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而又与外国戏剧演出比拼的现实中,创作者既要表示自己占有传统文化的高地,又要表现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在舞台上能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态。具体的呈现是:戏曲作品在舞台呈现上越来越像话剧,而话剧作品在内容上越来越像戏曲。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某一天,中西传统前卫真会合成出一种全新的、可称之为“国剧”的品种。我想这也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种思维。

  因为从事教学,也接触过一些已演出或准备演出的剧本。读多了以后,总会有一种感觉,即剧本创作方法趋于简单化。一些剧本,特别是各级专业院团的作品,“行活”色彩浓重。我们提倡现实主义,但许多文本的呈现是“现实”+“主义”。一个现实题材,应和一项政策热点,就等于完成了创作构思。这种“主题正确,无所谓艺术”的心态使剧本的创作质量降低。即使是“宣传”,也要讲究一下宣传手段,也要注意人物,树立先进的形象吧。许多的剧本,在人物、关系、场面、情节,乃至于结构方面,都不具备戏剧化的构思,全剧只有一个人物,其他人物都是众星捧月般的设置,没有关联,互不影响,无论多么严重的矛盾冲突,都会随着主人公的到场而化为乌有。这类“童话”的大量产出令人唏嘘不已,不知今夕何夕。但愿这只是个人的思维问题。

  其实在2019年的观摩中,也有一些舞台剧作品非常“接地气”,不那么悬浮。比如,山西省曲艺团演出的一部话剧《枣花》。虽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团体,却在创作上有大的担当。这部话剧也是写的“精准扶贫”,但剧中没有高大全的干部形象,写了一个太行山老区的青年人,在政府组织下,以团体性的家政工队伍走入城市家庭的故事。新婚夫妻分离,女的当家政工,男的在家务农。简单的戏剧情节构筑,却让观众在故事中感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贫穷者自身的奋起和努力,加之与社会的沟通。这部戏似乎触及了“贫穷”的本质。在剧情的结尾处,也让观众们在笑声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城里人和乡下人,人与人的距离真的那么遥远吗?《枣花》如同它的名字那样普通,但这个剧目在山西已经演出了近300场。写常人常情,应该是编剧的一种思维吧。

《枣花》剧照

  写到这里,有个问题产生了:人们为什么爱看戏?为什么喜欢听故事?美国的电影教父麦基说:我们对故事的欲望,反映出人类对于重整生命中混沌的欲望,并试图从中有所体悟;我们对故事的欲望,反映出人类对于掌握生命形态的极度需求。所以,故事为人生作出总结,也为人生提供了形式。

 

  (作者:张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供职于中央戏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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