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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表现生活褶皱——解读刘瑞新的《边缘生存》

发布时间:2019-05-23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汪素 收藏

  人类对自身文明记忆的存储方式迄今主要有三种:图像、文字和声音。图像最古,在科技支持和生活节奏影响下,而今它也最新、最快,甚至如今的时代被共识为一个读图时代。今天,具象的图像,在社交媒体传播效应放大下,其叙事能力和效率已远远超过了抽象的文字。俗语所谓“一图胜千言”,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然而,另一个事实是,图像的表层内容,可能尽人皆知,但其逻辑内涵和深层隐喻,还是需要用文字来解读。这是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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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写着“请支持弱势群体”的牌子,一本弗兰克-麦考写的《安琪拉的灰烬》的书,隐喻地诉说着他如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也是贫民窟长大的孩子,或许也想和主人公一样成为敢于面对贫穷、挫折和苦难,以乐观进取的精神与命运抗争的青年。但眼前这个连脸面都不敢露出的他,至少目前还没有小说主人公那样的信念和勇气。乞讨是讨不出体面的,也不是勇敢者的行为。刘瑞新  摄

  刘瑞新的《边缘生存》系列摄影作品,图像本身首先事涉异国人群的生存状态。这些普通人身处底层的生命状态和生存境遇,让一颗有着悲悯之心的中国摄影师的心灵,触碰到了人类生存的底部世界和基层组织。能够看到生活的褶皱里隐藏着的丰富的肌理和质地,是一个摄影师的幸运和敏感,能够把它们用镜头语言准确表现出来,把对它们的理解和情感充分表达出来,这是一个摄影师的能力。

  《边缘生存》拍摄初衷在于记录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因此,除了对人物的表情、姿态、动作的细腻刻画之外,更注重对环境因素的摄取,注重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素。镜头框取的一方矩形舞台之上,一触即发的戏剧性瞬间的准确捕捉,显示出摄影师的影像把控能力;平视的角度,足够的距离,又显示出摄影师对拍摄对象足够的尊重。非诚勿扰,诚也勿扰,以“隐身术”将相机置于最隐蔽处,让镜头做类似肉眼的观察,保持人物在自然状态下的瞬间情状,场景和人物融为一体,二者不互相争夺抢人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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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看到她的那一刻,她那直勾勾的目光就从未偏离过她目视着的前方。目光所向的街道两旁的咖啡馆和酒吧并无异常。她急促的脚步驱使她微胖的身体前倾着向前飘移,在她进入我的快门距离的一瞬,她那充满血丝突出眼框满是愤恨的双眸告诉我,她会带着心中的痛一直这样走向没有归宿的远方。刘瑞新  摄

  任何人身处异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不由自主就会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尤其是在东西方本土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我是异于他们的外国人”这一意识应该是最强烈的;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对对方进行身份定位,而这反过来也是自我身份认同和建构的途径和方法之一。或者,对于一个通过镜头来看世界的摄影师来说,通过向内向外、观己观人的“观看”来进行的自我与他人的身份定位,根本就是同时进行、同时生成的。

  一个个本来日常的街头景象,被一个中国摄影师“咔嚓”框入之后,作为符号的意义就突显了出来,这是摄影师用镜头给出的对方的群体身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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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年轻夫妇在温哥华闹市区以卖艺为生多年,晚间就支起帐蓬住在道旁。每年来温哥华我都会在这里见到他(她)们。他们的梦想是有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几年过去了,看来他们还在继续努力地实现着他们的梦想。刘瑞新 摄

  这样一个身份定位包含着视觉文化的生成机制。人是生而赤裸的。肉身,肉身之外的服饰,以及承载他们的环境,以画面影像的形式诉诸于视觉,配以观察者观看者们社会经验的标准配方,经过思维的搅拌混合,输出给我们一个形而上的信号——身份。今天的制服和古代的甲胄,只是身份表征的极端例子而已。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身份证件所承载的信息,只是身份的一个最基本的记号而已。

  “身份”问题的确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因为它已经人人、时时、处处不可避免地遇到,有时甚至成为小到个人、大到世界的一个困扰。身份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关系”中存在的,是在与他人的异同中彰显的,世界上只要有两个人,就构成“身份关系”。从小到两人独处、或一人走在街区群体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范围,到涉及犹太人身份问题的“二战”等这样的历史大范围,复杂微妙的身份关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也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的面貌和状态。因此,美国人简·罗伯森和迈克·丹尼尔所著《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一书,将“身份”总结为当代世界视觉艺术的七大主题之一,而且位列首位,居于身体、时间、场所、语言、科学和精神性等主题之先,是非常符合艺术事实和社会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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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Kang mu,是靠政府救济的独居老人。圣诞当天,他拖着氧气瓶带着吸氧管,去领取政府发放的圣诞食品。“每年圣诞我都打扮成这样,因为圣诞老人会给我带来好运”。他的乐观让我感动,他的处境让我担忧。刘瑞新 摄

  在诸多复杂的身份关系中,“我”与“他者”的关系是最重要、最突出的关系;如果再加上环境一维,便立刻现出更为复杂的隐喻意义。在《边缘生存》这样的作品中,“我”隐身于镜头此端,“他者”被显像于镜头彼端;“我”作为过客,对于镜头彼端显现的环境来说只是一个偶然植入的“异体”,而镜头中的人物是寄生、依赖于此环境的“他者”。这样的拍摄行为,就在一个共处的环境中,通过镜头的分隔,将“我”与“他者”做了心理上的区隔。

  诚然,镜头是玻璃的、是冰冷的“隔离物”,但镜头两端的目光是可以有温度的,因而镜头也可以视作处于其两端的目光用来进行“连接”的隐喻。这样的拍摄我们也未尝不可理解为是摄影师试图通过镜头理解“他者”、理解“我”、理解二者之间的界限与连接的积极尝试。

  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的身份流动越来越频繁和规模化,使得身份问题更加突显。摄影师在表层的悲悯式记录之外,在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两方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建构之后,在充分认识了“我”与“他者”之间“永远互为他者”的本质之后,仍然试图通过镜头寻找双方之间彼此温暖互相沟通的可能和机制,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理想,尽管它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作者:汪素芳,笔名汪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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