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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与“水墨”概念之辨(于洋)

发布时间:2019-08-22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于洋 收藏

  在当下的创作实践、学院教学与展览生态中,“中国画”“水墨”两个概念一直相伴相生、互为影响,又似乎纠缠不清、难以尽述,其间有概念的混用、逻辑的交错,也有边界的模糊、语境的共存。这一现象的背后,又浮现出两条不同的创作路径与价值取向,一个主要指向传统、学院与经典,一个更倾向于当代、社会与新潮,两条脉络的交织、碰撞与激荡,成为当下画坛的一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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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江南水乡》

  如果从当下的现实情状突围,放远视域,“中国画”与“水墨”两个概念的时态属性本身就呈现出“新—旧”的相对性与悖论性。一方面,现代语境中的“水墨”与“中国画”都是新的概念,且都在其发展过程中被赋予新的狭义内涵;另一方面,如果倒溯百余年,则“水墨”更早存在于传统文人画的话语系统,“中国画”才是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兴起而产生的新词。孰新孰旧,孰偏孰正,仅是依时代流变不断转换的即时评判。

  站在“水墨”概念的角度,“中国画”的名称既过时又不具普适性。持此论者往往认为:其一,“中国画”概念本身显现着中西二元对立的属性内涵。它对应的是“外国画”,尤其是“西洋画”或“洋画”,这一逻辑的历史价值已时过境迁。其二,以媒介材料作为画种分类命名的标准,有利于画种之间的通约与比照。其三,在美术展览生态中,“水墨”概念的当代性与时尚性,往往与“都市”“时代”的主题氛围相关,如30年来陆续出现的以城市命名的水墨双年展、被冠以“新”“现代”“都市”的新时期水墨画现象或流派等,都显现出开拓新域的意味。

  站在“中国画”概念的角度,“水墨”则被认为只是作为画种范畴的“中国画”的一个局部。其一,“中国画”的概念虽未以媒介材料直接标示画种名称,却在概念语词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画学的延续性与整一性;相对而言,狭义上的“水墨”只对应写意画而未能包含工笔画,也在字面上将色彩媒介排除在外,因此在概念范畴上也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其二,“中国画”更为强调民族文化内涵,更为直接地征显着文化身份,在某种角度也宣示着民族国家的文化自信。其三,“中国画”概念更能够显现学院性与经典性,命名逻辑的特点也恰好凸显了它与其他造型艺术种类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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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云 巴山春雨,纸本水墨设色 1960年,83 cm ×67cm,陕西省美术博物馆藏

  那么,“中国画”与“水墨”的概念之辩是从何时开始,又如何衍变的呢?回看30年前,在“85新潮”及对西方现代艺术关注的热潮中,关于中国画创作及其发展路径的讨论始终未曾停歇。这一时期的创作实践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中国画的界限与本体规定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冲撞和拓展。90年代以后,重视文化的传承性、研究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成为整个中国艺术界的策略共识。在此情境中,中国画一方面向传统回归,另一方面更为关注形式语言的探索与实验,题材内容、媒材技法的空前拓展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画发展的独特景观。“文人水墨”“学院水墨”“实验水墨”,乃至“观念水墨”“都市水墨”等名目在世纪之交纷至沓来。新世纪以来,中国画的文化语境发生了诸多变化,中国画如何走出国门为世界承认,对复归传统笔墨的反思以及中国画概念、材料的限定与拓展,种种问题相继涌现。说到底,“中国画”也好,“水墨”也罢,其各自的内核是什么,难点在哪里?按照以往的学院教学和价值体系来看,笔墨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在今日,当它又和诸多新的形式、题材、风格相结合的时候,很多新的课题都会凸显出来。

  对于中国画创作所呈现的多样、多元状态,有学者曾以“立交桥式”的局面予以描述,意为多元并存,各行其路。正因如此,关于“中国画”“水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遮蔽或者替代现象的困惑,笔者以为无需忧虑,两个概念本可并行不悖、各取其道,实无必要“相看两不悦”甚至相互怨怼。在价值评判标准多元化的时代,“传统”与“当代”的并存已是事实,传承与融创亦为一个艺术门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水墨”与“中国画”一方面在各自的场域和语境中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也在边界的交叠中不断混融乃至重构,两个概念都正经历着新旧转换与时代交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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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苦禅 山岳钟英, 纸本水墨设色 1961年 146×362cm,北京画院美术馆藏

 

  (作者:于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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