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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年:《张大千艺术圈》的有益启示

发布时间:2019-03-22来源:美术报 作者:薛永年 收藏

  我是教美术史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时常参加当代美术活动,于是认识了包立民先生。包立民与我同龄,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取名立民,先以为意在“为生民立命”,不愧是包公的后代,后来见到他一方图章“立在民中”,才知道他与张横渠站位不同,强调自己就是百姓的一员。那时,他在文艺报副刊工作,已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了,但围绕工作需要,积极参与美术活动,热情结交美术朋友,不但撰写美术评论文章,而且一直以实际行动搭建美术史与传记文学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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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搭建这座桥梁,起步于编著艺坛《百美图》(初版1997年),而突出的成就在于张大千研究与写作,成了大家公认的张大千专家,他写过《张大千的艺术》(1987年),但最让人不愿释手的是《张大千艺术圈》。

  由于编著《百美图》,他结识了众多画家。在老一辈画家中,不乏张大千的学生和朋友。大千的学生如刘力上、俞致贞夫妇,使他了解到不少大千的趣闻;大千朋友如叶浅予先生,成了持续推动包立民研究写作张大千的力量。大约从80年代初张大千逝世之后协助身为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叶浅予筹办张大千座谈会开始,他就一步一步地走近了张大千,进入了一环套一环的张大千艺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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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近张大千的途径,一是耳闻,即来自大千友人和门生的叙说。二是文本,有根据耳闻的写作,有见于旧报刊的文章,也有相关人士的著作,还有大千的诗文书信,包括大千画上的题跋。对于种种文本,他做过系统的梳理。不难看到,在走近张大千的过程中,他并不忽视艺术作品,但更重视人物与故事,研究画家这个活生生的人,摸透他的脾气禀性,他的学养爱好,他的阅历交游,他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特别关注于他的友朋往来,也就是张大千的艺术交游圈。

  《张大千艺术圈》,大体以时间为序,写了他与20多位师友的交往,其中有文人、学者、诗人、画家、名伶、名媛、摄影家、收藏家、军政要人,异国女友。人各一篇,既写大千,又写友人,花叶互衬,相映生辉。不但有故事,而且有资料,通过人际关系,写出了大千的多彩生活与情感世界,他的待人接物,他的聪明智慧,他的艺术造诣,他对同行友人的看法。说到对同行友人的看法,包立民注意了不同侧面,不但写出了褒贬,并且有分析,有理解,绝不简单化。比如写张大千心目中的齐白石,既有大千对白石节俭的微词,又有大千对白石指正其观察生活疏忽的佩服。包立民以大千的生平与艺术为核心,在友朋交往中,展开了大千生活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生态,不仅显现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有利于在环境与个人的关系上知人而论艺。

  写人物传记,最早的典范是《史记》列传,较近的传记文学大家,便是包立民的老师朱东润。可能由于包立民厚实的文学功底,又继承了传记文学的传统,所以《张大千艺术圈》写人写事,鲜活生动,情趣盎然,描摹口气,如闻其声,揣摸心理,深入妥贴,显现性格,如在目前。其中《张大千与春红》一篇,尤其绘声绘色,形神兼至。值得注意的是,包立民在描写人物中,既注入艺术品鉴,也结合了史实考证,甚至挖掘历史现象后面的真实。张大千与徐燕孙的笔墨官司,在原版《张大千与于非闇》一章已有生动叙述,但没有涉及幕后的策划,随着他掌握材料的增多,这场“苦迭打”官司背后的商业运作也一清二楚,在得到启功有关序跋的佐证后,他在最新版中补写了《张大千与徐燕孙》。这也说明,包立民追求生动性与可信性的结合,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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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深知,传记文学不同于小说,所写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能虚构,而大千的轶闻轶事不少来自他这个四川人的“龙门阵”,来自他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的叙说,在口耳相传中又难免附会讹误。一些文本的记叙,也会因种种原因失载或不周。所以,他固然重视传闻,不忽视历史文献,尤其重视考证,自称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有闻必考”。在《张大千·李梅庵·曾农髯》之后所附《关于张大千拜师》,在《张大千与谢玉岑》之后所附《关于谢玉岑“病中托弟”说》,都以周密的考证,在众说纷纭中,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的细节真实。在最新版中,又增补了《无处求疑处求疑的拜师新证》,以充分的论据,证实了张大千拜师的确切年份。《大风堂门人小记》,不仅考察了被《大风堂同门录》(1949年)遗漏和除名的门生,而且补充了大千去国后收进的弟子,并附李秋君题署的《大风堂同门录》。这说明,包立民不仅严守传记文学符合史实的原则,而且也做了美术史家的工作。

  在文学与美术史的结合上,包立民充分发挥传记文学之长,也尽可能地从美术史方面致力,不单考证,有所品鉴,寓评于述,知人论世。整体地看,《张大千艺术圈》是很有特色的,是很有看头的文学作品,也是很有学术性的画家传著作。但如果苛刻要求,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比如从体例而言,就存在两种不同体裁的篇章,大多数近于传记文学,少部分更像美术史文章。旧版中的《张大千的去国与怀乡》,最新版中的《成也子杰,败也子杰——张大千进军巴黎艺坛前后》,都属于后者。然而,这种特点正反映了作者的跨界,也对我们美术史界的研究与写作多有启发价值。

  近些年来,美术史界的著作汗牛充栋,不乏问题的讨论,也不乏材料与见解,但读起来不是过于思辨,就是比较枯燥,而且受学位论文模式的影响,形成了某种八股,往往无意进入历史情境,不大研究有血有肉的艺术家本身,很难引起外行读者的兴味。我想,如果想使美术学术著作走向大众发挥美育的效能,自然要重视作品,同时也不该忘记“风格即人”,倘若在文学与史学的跨界中考虑写作方式,包兄之《张大千艺术圈》,适足以提供“立在民中”的有益启示。

 

  (作者:薛永年,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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