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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的世界影响岂止一幅画

2016-11-1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程民生 收藏

  《清明上河图》及其世界影响的奇迹

  内容提要:

  中国最早也是唯一记录《清明上河图》的《向氏评论图画记》一书,是北宋末期的著作。《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后期的开封,是北宋时期新型城市形成的产物,靖康之难中被金军掠夺至北方。该图的创作、流传颇具传奇色彩,而它的世界影响更是无与伦比的奇迹,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文化、精神效益,如开创模仿热潮,成为风俗长卷的代表和市井繁华、全景式作品的形容词,衍生品成为经典的文化产业链,代表国家走向世界,成为当代和谐城市的代表等。这种独特的“《清明上河图》”现象贯通古今,最大限度地弘扬了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程民生(1956-),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北宋风俗画代表性作品,全幅绢本,水墨淡色,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作为国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地再现了北宋开封城市生活的面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在中国绘画史上,唐代以后的人物画主要以宗教活动和贵族生活为题材,《清明上河图》突破了传统题材的局限,致力于表现新兴城市和市井小民的生活场面,成为中国风俗画的一个里程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画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对象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①这种评价可谓中肯。

  由于《清明上河图》名气、地位如此之高,使得历史学界、美术界、文物界、建筑界以及众多的业余爱好者都在研究它。但是,研究成果多,问题同样也很多,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直接的、可靠的史料极少。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清明上河图》既无标题,也无画家本人的款印,有关它的史料极为稀缺,只有第一个题跋者、金代张著的跋文: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寥寥85个字的跋文,是获悉《清明上河图》及其作者基本信息的依据,后世的研究都是以此为起点。第二点是间接的、不可靠的资料杂乱。《清明上河图》的各种版本甚多,有关文字记录因而经常混搅,以假乱真,难以辨别。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从历史学的角度,大致以倒叙的方式层层剥笋,在作者与年代、历史与现代影响两个方面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向氏评论图画记》

  张著的跋文中所记张择端和作品的介绍,是引自《向氏评论图画记》。《向氏评论图画记》一书最早著录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信息,可惜的是该书早已失传,我们只能从张著的跋文中,获悉一些有关情况。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向氏评论图画记》的相关问题。

  (一)《向氏评论图画记》是何人、何时的作品

  关于《向氏评论图画记》,并无直接史料,只能从外围的间接史料入手。南宋末的周密记载:

  吴兴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书、名画、古物,盖当时诸公贵人好尚者绝少,而向氏力事有余,故尤物多归之。其一名士彪者,所畜石刻数千种,后多归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而诞,其母积镪数百万,他物称是,母死专资饮博之费。名画千种,各有籍记,所收源流甚详。长城人刘瑄,字囦道,多能而狡狯。初游吴毅夫兄弟间,后遂登贾师宪之门。闻其家多珍玩,因结交,首有重遗。向喜过望,大设席以宴之,所陈莫非奇品。酒酣,刘索观书、画。则出画目二大籍,示之,刘喜甚,因假之归,尽录其副。言之贾公,贾大喜,因遣刘诱以利禄,遂按图索骥,几百余品皆六朝神品。遂酧以异姓将仕郎一泽公明,捆载之,以为谢焉。后为嘉兴推官,以赃败而死,其家遂荡然无孑遗矣。然余至其家,杰阁五间悉贮书、画、奇玩,虽装潢锦绮,亦目所未睹。未论画也,佳研凡数百只,古玉印每纽必缀小事件数枚,凡贮十大合。有雪白灵璧石,高数尺,卧沙,水道悉具,而声尤清越,稀世之宝也。其他异物不能尽数,然公明视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侣至,往往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为贼所劫,其棺上为一槅,尽贮平日所爱法书、名画甚多。时董正翁楷为公田,分得其《兰亭》一卷,真定武刻也。后有名士跋语甚多,其精神煜煜,透出纸外,与寻常本绝异。②

  南宋时期的吴兴(湖州的郡名)向氏,是哪个皇后的家族呢?周密此前另有记载道:“吴兴向氏,钦圣后族也,家富而俭不中节。”③“钦圣皇后向氏”,即宋神宗向皇后,为宋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宋哲宗即位后,尊奉她为皇太后。宋哲宗崩,向太后扶持端王赵佶即帝位。所以,其家族在北宋百余年间饱享荣华富贵,尤以北宋后期最为尊贵,向传范、向经、向宗回、向宗良均入《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传”。向后的两个弟弟向宗良、向宗回屡屡升迁,如元符三年(1100)正月,刚刚即位的宋徽宗为报答向后扶立之恩,即任命“相州观察使向宗回为彰德军留后,利州观察使向宗良为昭信军留后。先是,上谓辅臣曰:‘皇太后只有二弟,当优与推恩’”。④大观元年(1107),宋徽宗又“以向宗回为开府仪同三司,徙封安康郡王”;大观二年(1108),再次“徙封向宗回为汉东郡王,向宗良为开府仪同三司”。⑤向宗良、向宗回还与权相蔡京有勾结,官场上可谓左右逢源,春风得意。⑥有此长达百余年显赫的背景,也就有了足够的财力、人力和人脉、时间搜集书画,加以“三世好古”,遂成收藏世家。其后代的一支南迁到湖州定居后,虽然只能是保留了部分藏品,但仍琳琅满目。宋孝宗乾道年间出版的《注东坡先生诗》(后称《施注苏诗》),就多以吴兴向氏家藏的苏轼墨迹原件为本。⑦百余年后,权势低落、精品散失之余,向氏藏品犹令权贵垂涎,仅名画就有千种,“各有籍记”,藏画目录有二大籍。向公明以赃败死后,“其家遂荡然无孑遗矣”,但仍多稀世之宝,令见多识广的周密赞叹不已,可知其家藏实在是宝库。

  周密言南宋吴兴向氏“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书、名画、古物”。可考的第一世收藏家就是向敏中。向敏中,字常之,开封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淳化四年(993)任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咸平四年(1001)拜相,官至左仆射中书侍郎,卒年七十二,谥文简。他颇爱收藏书画,“曾有人于向文简家见十二幅图,花竹禽鸟,泉石地形,皆极精妙,上题云:‘入京副使黄筌等十三人合画。’图之角却有江南印记,乃是孟氏赠李主之物也”。⑧黄筌是五代时前蜀、后蜀画院的画家,擅花鸟、山水、墨竹,为五代、宋初花鸟画两大流派之一,在画史上地位很高。况且这批画又是后蜀皇帝赠送南唐皇帝的国礼,更属精品。向敏中的宰相身份很容易成为大收藏家。

  其后代子孙中,作为收藏家的向子諲比较著名。他既喜爱收藏古玩,又善于鉴赏书画。绍兴年间他任户部侍郎时,曾入宫觐见宋高宗,交谈中“论京都旧事,颇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贵故善子諲,闻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国报聘及奠朱震事,反复良久。良贵径至榻前厉声叱之曰:‘子諲不宜以无益之谈久烦圣听。’子諲欲退,上谓良贵曰:‘是朕问之也。’又谕子諲款语。子諲复语,久不止,良贵叱之退者再。上色变,欲抵良贵罪”。⑨以此可知,向子諲对“珍玩”颇为精通,以至于连皇帝也与之交流不已,可见家藏颇丰。他尤其喜爱书法,曾“复裒一时名公书尺,刻为《芗林帖》”。⑩同时,向子諲也很善于鉴评书画,他的《题元晖横轴》诗,即是评价米友仁《著色春山图》的言论:“早为山谷印可,晚陪帝所清闲。笔力休论扛鼎,神功更解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落笔仙乡。胸次山高水远,笔端云起风狂。”楼钥认为其评鉴“可谓曲尽矣”(11),实属行家。向氏收藏的书画等文物,在历代相传过程中难免因分家而分散,再由各人根据喜爱方向和喜爱程度、经济状况而有所增添,从其家族的一支吴兴向氏的藏品数量、质量可以明确这点。

  可以确定的是,仅吴兴向氏就有“名画千种,各有籍记,所收源流甚详”“画目二大籍”,《向氏评论图画记》无疑是钦圣皇后向氏家族的作品。问题在于具体作者是何人?谢巍曾考证为“向宗回”,理由是《宋史本传》记载其“有小才”,(12)依据未免孤单牵强。徐邦达曾怀疑是“向水若”,戴立强予以否定,推算其生年约在1149年前后,距金张著1186年题跋仅30余年,“一部著录历代众多名迹的书籍,是短时期内难以完成的,况且,其书流传至北方张著手中,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故《向氏评论图画记》出自向水若之手的可能性极小”。结论是“《向氏评论图画记》出于向氏后族、其成书于北宋末年”。(13)

  本文认为,此书与吴兴向氏无关,早在向氏南迁前就有此书,作者应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随着藏品的逐渐增添而不断补充。这部《向氏评论图画记》与南宋吴兴向氏是断然无关的:一是南宋时已经流入北方金国,二是吴兴向氏百余年藏品变化以及随之记录的文字应是另一部书籍,即周密所载的其家中所藏“画目二大籍”。有学者以此认定《向氏评论图画记》是个账本,并以此为题撰文,(14)似不合实际,因为周密上文说得很清楚,“各有籍记,所收源流甚详”,显然不是账本。

  由此引申出的另一问题似乎也迎刃而解,即《清明上河图》为何不在《宣和画谱》之中?对此,学者忿忿不平、辩解论述众多。其实,入不入《宣和画谱》,大前提是此画此时是否在皇宫收藏?因为《宣和画谱》是“记宋徽宗朝内府所藏诸画”(15),如果不在皇宫,无论多么精妙的图画也不会著录。那么,既然《向氏评论图画记》著录此画,就意味着《清明上河图》是向家收藏品,自然不在皇宫,《宣和画谱》当然不会著录。二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可能同时著录。有学者曾指出:“在《宣和画谱》成书(宣和二年,1120年)以前,《清明上河图》已被宋徽宗赏赐给两位国舅了。《向氏评论图画记》所登记的,都是向氏自己家里的藏品,如果这件作品还在皇宫里的话,他又凭什么去发表评论呢?”(16)至于宋徽宗赐予的是否国舅向宗良、向宗回且不论,但这一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也可能是贡献给了向太后,向太后又赏赐给其向氏子孙。

  (二)《向氏评论图画记》及《清明上河图》何时流入金国

  从张著的题跋文字可知,《向氏评论图画记》《清明上河图》当时均在金国。那么,此画、此书是何时流入金国呢?最大可能是在靖康之变后、南宋初年被金兵掠夺,带到北方。具体应是向氏家族中的“子”字辈。南宋初年向氏家族的“子”字辈的大人物中,有四人可能性最大。

  首先是向子韶兄弟。“向子韶字和卿,开封人,神宗后再从姪也。……知淮宁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宁,子韶率诸弟城守……城陷,子韶率军民巷战,力屈为所执。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动,戟手责骂,金人杀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襃、朝请郎子家等与阖门皆遇害”。(17)作为淮宁府(今河南淮阳)长官,向子韶和诸弟子襃、子家在金兵强攻下城陷被害。

  关键在于,这里在北宋后期还是向氏家族新的聚集居住地,向子趣的家即于政和年间迁居于此地:“政和年间,卜筑宛丘,手植众芗,自号芗林居士。建炎初,解六路漕事,中原俶扰,故庐不得返,卜居清江之五柳坊。”(18)“宛丘”就是淮宁府治所,而向子諲后来也迁居宛丘。向子諲的行状记载:“靖康元年,渊圣皇帝覃恩,转通直郎。六月,丁少师忧。少师晚年不乐处京师,市第于宛邱,未及徙居而少师捐馆。是岁,金再犯京师,明年大乱,公(子諲)乃归陈。建炎二年,敌侵陈、蔡,公之兄忠毅公先有德于蔡,蔡人借留于朝,而朝廷已别除人,就起复知陈州。至是,金人围陈,忠毅公誓以死守,先遣公走京师,求援于留守宗泽。公见泽无出师意,急归,而城已破。忠毅公骂贼不屈,与诸弟三人皆死之,公亦丧其外姑与一男一女。乃徒步间关,收敛兄弟遗骸而葬之。”(19)所谓“少师”即其父向宗琦,所谓“忠毅公”即其兄向子韶,所谓“陈州”即淮宁府。弟兄四人的财产、收藏等自然落入金人手中。建炎四年,向子諲知潭州,“金人陷潭州,将吏王暕、刘价、赵聿之战死,向子諲率兵夺门亡去,金兵大掠,屠其城”。(20)潭州失陷之际,知州向子担仓皇脱险,其随身财产以及收藏再次被金兵“大掠”而去。

 

  向家弟兄四人均为有较高地位的朝廷命官,也是向家这一代的佼佼者和继承人,《清明上河图》以及记载、评论《清明上河图》的《向氏评论图画记》当在其中一家,并被金兵掠去。

二、《清明上河图》作者以及创作年代

  (一)关于张择端

  张著的跋文称:“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先说张择端的头衔“翰林”。有学者据此望文生义,认定他“曾位至翰林学士承旨,宦途失意后,当了职业画家”(21)。这一臆断甚是骇人听闻,盖因其不懂宋代职官。“翰林学士承旨”是翰林学士院主官,别称“翰长”,正三品官,是个地位很高的职官,距离宰相一步之遥,北宋后期多人由此晋升执政大臣。如苏颂“迁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五年,擢尚书左丞”(22)。李邦彦“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书右丞”(23)。担任此官职者定是显赫人物,《宋史》必有传,即便官场失意也断不会转行进入画院,宋朝无此规矩。张择端显然没有担任过此职,他所谓的“翰林”其实是俗称(也即虚称),全称是“翰林图画待诏”。雍熙元年(984),朝廷设置翰林图画院,地点“在内中苑东门里。咸平元年,移在右掖门外。绍圣二年,改院为局”(24)。至和元年(1054),“额管待诏三人,艺学六人,学生四十人”,(25)总编制为49人。翰林图画局的待诏通常称“翰林”,如宋真宗刚即位时,“诏翰林写先帝常服及绛纱袍、通天冠御容二”(26)。他们属于技术官,类似官职还有翰林医学、翰林天文、翰林尚食等,但长期以来翰林图画待诏比他们地位低,不入流,没有官品。宋徽宗后期,大力扩张绘画机构和人员,宣和四年(1122),“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27)用科举方式选拔全国优秀绘画人才并予以进一步的培养,使美术事业成为国家行为,达到历史顶峰。相应的是画家地位的提高:“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又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28)与以前各朝各代以及和其他艺人、工匠相比,北宋画家的政治、经济待遇都比较优厚。以上可见,无论在北宋哪个时期,图画院(局)中的翰林都是一代丹青高手。

  张择端是“东武人”。“东武”并非宋代地名,而是汉代地名,在宋代即京东东路密州的州治所在地诸城县(今山东诸城),宋人常以地名的古称为当时地名的别称。京东路位于齐鲁大地,历来文明昌盛,至宋仍是人才辈出。京东人陈师道有“衣冠鲁国动成群”的诗句。(29)宋代京东文化特点是偏重于源于本地的传统儒家经典,如《宋史》概括的“专经之士为多”(30)。北宋中期,京东涌现出许多以豪放而不得志为特点的文人,透露出京东文化没落的端倪。(31)在此历史积淀和时代氛围中,张择端的家庭应当较为富裕,故而在其幼年就培养读书,长大后有财力到开封游学。游学京师是时代的潮流,司马光曾明确指出:“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32)开封是士子成才的最佳起点,是科举考试最好的复习天堂,便于长期居住备考。张择端到开封游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而,这条路没有走通,受京东文化没落趋势的影响,像许多同乡一样成为不得志的一员。庆幸的是他并未消沉,而是机智地转向另外一条道路:从事绘画。正是这一转折,正是因为他有着良好的文化素质,才能“别成家数”有所创新,有自己别具一格的特色,才能为中国美术史开辟一条新路,矗立起一座高峰。

  除了地理环境、科举基础外,从京东到开封游学的经历更是至关重要。反映社会的艺术作品一般都会带有时代的印记,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一定会引起艺术家的强烈兴趣,并体现在作品中。宋代开封城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转变为“近代型”的开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格局由“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商业活动不再像唐代长安那样局限于指定的市中,而是到处都可以临街设肆,连桥梁上甚至御街两旁的御廊等处也可以买卖交易。如宋仁宗时,有官员上书说“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 䉡)及人马车乘往来,兼损坏桥道”,朝廷因而下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33)以保证道路畅通。然而有令不止,自由惯了的商贩无孔不入。

  《清明上河图》就是新型城市的产物,我们在汴河的虹桥上看到仍然是摆满了叫卖拉客的摊贩。新型城市诞生了最早的市民——“坊郭户”(也叫坊市户),他们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另立户籍,表明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封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由此产生了代表先进文化的市民文艺,其中“杂扮”就是现在的喜剧小品,以取笑农民为主题:“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谈。”(34)张择端一直生长在远离京师的京东诸城,虽非“村叟”,说是“村少”也不为过,进京后看到与家乡迥异的繁华定会感到新奇、震撼,其创作《清明上河图》最早的灵感或许就是来自于此。图中所画为开封城东及郊外,而张择端正是从位于开封东部的京东路进京的,或许中途乘坐汴河客船,那种最初的印象显然深深地刻录在他的脑海中。

  (二)《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何时?许多学者对此极感兴趣,论说纷纭,有“北宋说”“南宋说”“金代说”。其中“南宋说”“金代说”多属猜测,论据偏颇,难以成立。南宋人说,源自于明代,如董其昌就曾臆想:“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本因南渡后想见汴京繁华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巧,若在汴京,未必为此。”(35)笔者曾引用此语并被误导,无意中错认了此画创作年代。(36)

  《向氏评论图画记》所记录、评论即“籍记”的名画,都是自家藏品,也即《清明上河图》当时为向氏家族所收藏。如前文所述,既然收藏的下限是南宋建炎年间,那么其上限一定在北宋。该卷拖尾有元代杨准至正壬辰(1352)的跋云:“卷前有徽庙标题,后有亡金诸老诗若干首,私印之杂识于诗后者若干枚。”(37)明代开封籍名士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后记》中也指出:“此画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而画谱不载。”(38)“此后的诸家跋文再也没有提及徽宗的题签,显然,卷首徽宗的题签是在明末重裱时被裱画匠剔除”。(39)既有宋徽宗用自己独创的瘦金体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那么就是在宋徽宗一朝。具体为宋徽宗朝何时?该图后金代张公药有跋诗云:“通衡车马正喧闻,只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认为该图绘于宣和年间。李东阳认为在“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当代研究者多以宣和二年成书的《宣和画谱》中没有著录此画为依据,认为该图创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不早于宣和二年(1120)。如周宝珠先生就持此观点,认为当于宋室南渡前完成此图。(40)郑振铎、戴立强等先生也认为作于宣和末期:“故郑振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推测:《清明上河图》作于宣和之末(约1125年),此时作者40岁左右,其生年约在1085年。此说当去史实不远。”(41)余辉根据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以《清明上河图》卷最早的收藏历史和画中显现出党争事件的图像以及女性时尚的盘福龙发式、短褙服饰等为实证,确定该图约作于徽宗朝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42)近来,又有“宋神宗朝创作说”:张显运根据画中驴、猪等动物数量及相关事项认定,该图成作不晚于宋神宗在位期间。(43)张文则从回鹘入贡、海商管理、开封社会保障制度与乞丐的出现三个方面,论证了《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至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之间的可能性最大。(44)

  这些根据图中事物的年代考证,是有益的探索,但前提有误,显然是将一幅艺术作品当作了历史摄影照片,混淆了历史真实性和艺术写实性的区别。《清明上河图》只是一幅风俗画,既不可能反映那个时代所没有的东西,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完全写实。其写实价值主要体现在描写了什么,而不在于没有见到什么,比如不能因为没有见到皇宫就否定是东京。画家是敏感的,但未必去反映某一政策的变化;政策是屡有变动的,但在宋代许多政策未必能落实。在张择端心目中,只是要展示实际城市生活的艺术之美,尤其是构图、选景物,更多考虑的是艺术手法和美学价值,为此有些筛选、夸张、变形、虚构都是正常的。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它反映的不是某一实际的场景,只能是现实的集萃与艺术的想象。

  在目前情况下,根据前文以及学界多家的论述可以确认:《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后期的开封。

三、《清明上河图》的巨大影响

  《清明上河图》问世以来,虽然历经坎坷,但其光芒从未被泯灭,产生的巨大影响出现了奇迹:一是随时间推移如同江河一样越来越大,二是远远超越了绘画。

  (一)开创模仿热潮,推进市肆风俗画发展

  该图感染力强,欣赏价值高,深受世人喜爱,因而自古以来临摹该图之风极盛,形成一股《清明上河图》热。其中有摹本、有仿本、有臆造本,许多本子有所创新,把宋代开封、明清的江南市景、北京风貌等,都以《清明上河图》的形式展现,将市肆风俗画不断推向高潮,这一艺术价值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它的意义就是《清明上河图》提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题目,供世人任意挥洒,成为市肆风俗画的源头。早在明代,沈德符就说:“今《上河图》临本最多。”(45)晚明李日华提及“京师杂卖铺,每《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繁简不同”,(46)正是当时北京市场的记录,足证临摹《清明上河图》已经产业化、商业化。又如清代苏州画家黄彪,以擅长临摹《清明上河图》闻名:“摹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几欲乱真。”(47)其摹本恐非一幅,当属商业行为成就的名气。

  众多仿本中,最著名的有两种:一是号称“明四家”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本,采用青绿重彩工笔,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描绘了明代苏州热闹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十分精美,被称作后世众仿作的鼻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二是清院本,由清宫画院的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五位画家在乾隆元年(1736)合作画成,是清廷官方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现今流传在世界各地的《清明上河图》多达数十种,仅200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清明上河图》特展”上,就有7件藏品同时呈现在观众面前,该题材的绘画在社会上产生的持久轰动效应可见一斑。

  (二)成为风俗长卷的代表和市井繁华、全景式作品的形容词

  “《清明上河图》热”不仅表现在模仿画作,更成为风俗长卷的代名词。清人阮元在欣赏王振鹏《江山胜览图》时写道:“山峰多用云头细皴,墨色淡冶,钩画精细。山水云树极多,其中又多人物布景,仿佛《清明上河图》,而山水多耳。”(48)明明看的是《江山胜览图》,偏要用《清明上河图》这一代表作来衡量。

  《清明上河图》因其独特性和知名度,从一幅画的名称变化成为形容词。例如市井繁华景象,常用“清明上河图”来形容。如清代蒙古族人崇彝记载北京道:“三月初一至初五日,为东便门内南河沿蟠桃宫庙会。沿堤摊棚林立,百戏杂陈。自崇文门以东至此三里之遥,车马喧阗,人烟杂沓,有《清明上河图》风景。”(49)清代满族人震钧在北京东便门内太平宫也看到:“地近河堧,了无市聒。春波泻绿,堧土铺红。百戏竞陈,大隄入曲。衣香人影,摇颺春风,凡三里余。余与续耻菴游此,輙叹曰:‘一幅活《清明上河图》也。’”(50)清代苏州名胜狮子林,“每当春二三月,桃花齐放,菜花又开,合城士女出游,宛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51)。甚至在南国广州,也有其名气:“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舟……又曰大良龙凤船,舟极华丽,设轮而转,作秋千戏,仿佛《清明上河图》所有,尚为升平盛事。”(52)《清明上河图》早已不再是一幅图画的名称,而是风俗画和长卷的代称,甚至成为市井繁华的别称、形容词。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审美文化的真正发生是在宋代,“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描摹世情的民间风俗画也创举性地登上画坛,其纯朴生动的内容、细腻写实的手法,不仅是宋代城市生活的艺术再现,而且是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物化产品的典型”。(53)由此也可以说,中国城市审美文化诞生于汴京,标本就是《清明上河图》。

  到现代,作为形容词使用的情况更为广泛。比如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在静默中构建当代文学的“清明上河图”》:“就《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而言,时间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纵向渐进过程的呈示,而且更多表现在共时态的记述上。大量史实共时态铺排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多维空间、一幅文学生态的全息图景,它使‘复现’历史语境成为可能,并且可以帮助读者形成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历史感。……读者则如置身于一片由史料构成的风景,身临其境、游目四望,那些看似‘琐碎散乱’的史料间原来存在着多重关联。该书勉力追求的,正是这样一幅当代文学的‘清明上河图’、一部由一个个被‘复现’的历史场景勾连而成且具有某种历史动感的当代文学史。”(54)《清明上河图》又成了全景式、纪实式研究作品的形容词。

  (三)衍生品层出不穷,形成文化产业

  “《清明上河图》热”在当代社会更加火爆。其影响超出自身的生存时空,提升到一种带有文化意义的高层面,这种特有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越了绘画界,也远远超越了艺术界乃至文化界,衍生品层出不穷,形成文化产业。如前文所言,早在明代,绘制、销售《清明上河图》就已经产业化,现代的红火则是明代望尘莫及的。由于该图的广泛、巨大影响,早已达到妇孺皆知、人人喜爱的地步,各种材质、各种表现形式的《清明上河图》不断涌现。既有邮票、火花、电话卡、明信片、扑克牌、香烟盒等,又有瓷画、鼻烟壶画、烙铁画、漆画、拼贴画、剪纸、纸刻、沙盘、麦秸秆、钱钞等,至于雕刻如微雕、木雕、石刻、砖雕、根雕、铜雕、竹雕、骨雕、瓷雕、银雕、玉雕等,刺绣品如汴绣、苏绣、蜀绣、鲁绣、湘绣、发绣、十字绣等,壁挂如挂毯、竹帘壁挂、大理石壁画、铜版画等。其蕴涵的无穷魅力不断得到发掘,成为一种系统的文化产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了巨大财富。另有以此命名的歌曲、电视连续剧、歌舞剧、大型舞蹈诗、大型中国交响音画、动画片、二胡曲、小说等文艺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在中国绘画史上,一幅图画能有如此众多衍生物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

  更为突出的是其犹如神话般地走出画面,在香港、杭州、开封、诸城等许多地方落地生根,再现辉煌。

  1979年,最早将《清明上河图》落地建设、展示利用的是香港宋城。这是1979年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照北宋首都开封建成的一座旅游城,坐落于九龙荔枝角荔园游乐场旁边,占地5500平方米。经营十余年,曾红极一时,1997年结业(拆除)。

  1996年建成开园的杭州宋城旅游景区,位于西湖风景区西南,基本依据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按照宋代营造法工再现了宋代都市的繁华景象。由《清明上河图》再现区、艺术广场区、九龙柱群区、瀛洲仙山区和南宋皇宫区等部分组成。在号称人间天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遍布的杭州,这座仿古新景点借助名画的名气很快便成为杭州极具人气的主题公园。

  1998年,在《清明上河图》的原型地、创作地开封,建成一座大型宋代文化实景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该园坐落在开封市龙亭湖西岸,严格按照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设,占地600余亩,其中水面180亩,大小古船50多艘,房屋400余间,景观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形成了中原地区最大的复原宋代的建筑,也是国家首批AAAAA级旅游景区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基地,国家黄河黄金旅游专线重点历史文化旅游景区。2009年,清明上河园成为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座以绘画作品为原型的仿古主题公园。

  2012年,张择端的故乡山东诸城不甘落后,在诸城的城市核心区(潍河岸边)建成又一座“清明上河园”,也是山东最大的水岸公园步行街。项目总规划310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由书画文化主题商业街和滨河主题公园两部分组成,包括张择端故居、万古塔、鎏金阁、清明上河图动画展示馆、非遗传人艺术作品馆、文化一条街、酒吧一条街、大型超市、电影院、商务酒店、餐饮美食街、娱乐城等18种业态。

  在江苏无锡影视基地,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投资建造的又一个影视拍摄基地水浒城,1997年正式开放。水浒城西濒太湖,占地580亩,可供拍摄的水上面积1500亩,主体景观可分为州县区、京城区、梁山区三大部分。京城区的重要建筑“清明上河街”,就是根据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至街市城门内外的布局建造的。

  河北唐山麻龙湾的《清明上河图》泥塑文化园,始建于2007年,是一座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的大型泥塑艺术园林,占地200亩。它以精湛的泥塑艺术,把《清明上河图》中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按真实比例立体地、全方位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游人穿行其间犹如身临其境。

  还有更多的“清明上河街”。如广东东莞凤岗龙凤山庄投入3000多万元建造的大型古典建筑“清明上河街”,2011年正式对游客开放。它以《清明上河图》为雏形,融入现代灯光及科幻元素打造而成,集观光、购物、美食、表演于一体。2006年,北京朝阳区东郊市场建造的名为“清明上河街”的步行街,经营来自56个民族的特色商品。此外,河南漯河东方大市场中也有清明上河街,属于商铺商业街。至于以《清明上河图》为招牌的楼盘小区就更多了,如马鞍山的“清明上河城”、芜湖的“清明上河城”等等。其卖点显然都是《清明上河图》中体现的宜居,该名称又成了舒适、和谐、典雅的代名词。

  总的来说,上述各种都是以《清明上河图》搭台,旅游经贸唱戏,成为经典的文化产业链。

  (四)代表国家走向世界

  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展览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重大的世界性活动,被形容为“人类文明的驿站”。融合世界各国带来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文化于一地,世博会让全世界几百万、几千万民众前来开阔眼界,进行学习交流,产生思想碰撞,从而激发新的竞争和进步。上海世博会是历史上首次由中国、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总投资和参观人数是世界博览会史上的最大规模。其中的中国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在馆内最核心也是最高的49米层展区北面,主题是“智慧长河”,整面墙赫然是长128米、高6.5米的《清明上河图》投影版,并有时间变化和人物行动,成为最热门的“镇馆之宝”。闭馆之后在世界各地巡展,无不引起轰动。对河南馆来说,该“特产”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其镇馆之宝大型香樟木根雕《清明上河图》,为其引来了大批观众。

  2012年1月,“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展”之“国宝观澜——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华展”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全部展品是以宋代为中心的254件珍贵文物,其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首次在国外展出。经过日本媒体迅速深入报道、广泛宣传,《清明上河图》极大地牵动了日本参观者的好奇心,“平成馆”真迹展出期间,参观者超过10万人。真迹返还之后,观众欣赏摹本的兴趣依然不减,总计达到25万人次。这次展览会盛况空前,据说观众参观《清明上河图》真迹时,排队等待时间长达5个小时。(55)

  《清明上河图》在海外的名气并不输于中国,西方汉学家上课的第一天,常喜欢从它入手来形象地解读古代中国。(56)《清明上河图》是不需要翻译的中国城市元典,已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和历史城市符号。以上事例,充分反映了北宋开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世界影响。

  (五)成为当代和谐城市的代表

  近年来,《清明上河图》不断被当作当代和谐城市的代表,用作不满城市管理的反衬背景。2008年4月流传于网络的热图《“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又称“清明上河图遇上城管”),发帖者先是上传了一张《清明上河图》的某个热闹的局部,接着出字幕“城管来啦!”,然后把画面街上的人物尽数处理,只留下散落在街上的一片狼藉。网友以此来表达对城管的不满:原本繁华热闹的街市,因不文明执法变得满目凄凉。我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受此启发,选定了《宋代城市环境卫生初探》作为毕业论文。2014年11月,在连州第10届国际摄影展上,影像艺术家戴翔的巨制——25米长的《清明上河图·2013》展出,随即在网上迅速传播。作品用照片再现了《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原景,但新添了当代社会街景和人物,展现了约40个近年来的热点事件,每个都反映了社会的不同侧面。“我爸是李刚”“城管打人”“征爹求包养”等剧情取代了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集市,还反映了城市管理暴力、交通管理、地沟油、挟尸要价、权势炫耀等社会问题,引发摄影圈、文化评论界、市民公众的热烈关注。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清明上河图》中的熙熙攘攘与和谐也是当代的理想,是中国梦的平民版、中国梦的城市版。

  非但如此,《清明上河图》在海外成为城市发展的榜样。著名美国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特别引用了《清明上河图》作为未来城市理想的说明图,他说:“如果生命得胜了,未来的城市将有(当然只有极少几个城市具有的)这张中国画‘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那种质量:各种各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各种各样人物的特有属性——所有这些能组成的无穷的组合,排列和变化。不是完善的蜂窝而是充满生气的城市。”(57)这种充满生气的城市就是和谐城市的代表。《清明上河图》犹如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千年之前的城市建制、景观氛围,居然仍是未来城市神往的模本,其生命力之强大,实在出乎意料。在越来越多的高楼空间挤压下,在越来越多的浮躁中,该图仿佛是人类返璞归真的精神家园。

  (六)学术研究持续不断

  自该图被重新发现60年以来,对其进行研究就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美术界、史学界都有大量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当代大陆地区以及港台、海外学者直接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专著有28部,论文有300余篇,间接以及涉及者不计其数。《河南大学学报》在20世纪80年代还专门开辟了“《清明上河图》研究”专栏。相应的是召开学术研讨会。如2005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清明上河图》及宋代风俗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日本、加拿大的37位历史学家、美术史学者、建筑学专家就该图的传承、著录、定名、作者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将《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推向高潮。周宝珠先生指出,从事《清明上河图》研究的人员早已不限于美术和历史学界,诸如文物、历史、绘画、文学、建造技术、医药卫生,饮食服务、民俗与服饰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诸多爱好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这是需要许多专门知识才能解决的。在这个研究热潮中,实质上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应该称之为“清明上河学”。(58)

  最早也是当时唯一记录《清明上河图》的《向氏评论图画记》一书,是北宋末期的著作。《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后期的开封,是北宋时期近代城市形成的产物,靖康之难中被金军掠夺至北方。该图的创作、流传颇具传奇色彩,而其影响更是无与伦比的奇迹,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文化、精神效益。《清明上河图》不再是一幅画,不再是一种美术形式,它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精神向往。其魅力、张力,在公众与学界的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绘画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对中国而言,具有名片性;对当代而言,具有元典性;对开封而言,具有标志性。所有这些,可概称之为“《清明上河图》现象”。这一现象贯通古今,最大限度地弘扬了中华文明。而其根源,则是所反映的宋代开封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商业的繁华。

 注释:

  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张择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77页。

  ②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向氏书画》,中华书局,1988年,第79-80页。

  ③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向胡命子名》,中华书局,1988年,第47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0,元符三年正月乙未,中华书局,1995年,第12385页。

  ⑤脱脱等:《宋史》卷20《徽宗纪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377页、380页。

  ⑥脱脱等:《宋史》卷346《陈师锡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973页。

  ⑦苏轼撰,施元之注:《施注苏诗》卷17《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题注:“墨迹藏吴兴向氏,前题云‘次韵奉和乐清开祖长官见寄’,后题云‘元丰二年六月十三日,吴兴郡斋作’。‘旋见儿童迎细侯’,墨迹作‘已见’,当是续改此一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册,第345页)又如苏轼撰,查慎行补注《苏诗补注》卷34《次韵陈履常张公龙潭》有查慎行按语:“施氏原注:‘先生尝自书此诗后题云:元祐六年十一月某日苏轼书。墨迹今藏吴兴向氏。’此段新刻本删去,今依原本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1册,第678页。)

  ⑧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秋山图》,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22页。

  ⑨脱脱等:《宋史》卷377《向子諲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642页。

  ⑩楼钥:《楼钥集》卷49《芗林居士文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13页。

  (11)楼钥:《楼钥集》卷75《跋米元晖著色春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48页。

  (12)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13)戴立强:《〈向氏评论书画记〉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代》,《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22日。

  (14)杨新:《〈向氏评论图画记〉是个账本》,中国考古学会、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6-191页。

  (1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12《宣和画谱》,中华书局,1956年,第958页。

  (16)杨新:《〈向氏评论图画记〉是个账本》,中国考古学会、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17)脱脱等:《宋史》卷447《向子韶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94-13195页。

  (18)向子諲:《酒边词》卷上《江南新词·西江月(题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1页。

  (19)王庭珪:《卢溪集》卷47《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4页。

  (20)脱脱等:《宋史》卷26《高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476页。

  (21)李松:《张择端》,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页。

  (22)脱脱等:《宋史》卷340《苏颂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66页。

  (23)脱脱等:《宋史》卷352《李邦彦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20页。

  (24)高承撰,李果订:《事物纪原》卷7《图画局》,中华书局,1989年,第349页。

  (25)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10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50页。

  (26)脱脱等:《宋史》卷122《礼志二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2851页。

  (27)邓椿:《画继》卷1《圣艺·徽宗皇帝》,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28)邓椿:《画继》卷10《论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

  (29)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6《赠田从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7页。

  (30)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2112页。

  (31)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32)司马光:《司马光集》卷30《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28页。

  (3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543-9544页。

  (34)吴自牧:《梦粱录》卷20《妓乐》,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3页。

  (35)董其昌:《容台别集》卷2《书品》,崇祯三年刻本,第39页。

  (36)程民生:《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汴京元素》,《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37)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11《张翰林清明上河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1页。

  (38)李诩:《戒菴老人漫笔》卷1《清明上河图》,中华书局,1982年,第33页。

  (39)余辉:《〈清明上河图〉张著跋文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5期。

  (40)周宝珠:《关于“清明上河图”与汴京城图的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41)戴立强:《〈向氏评论书画记〉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代》,《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22日。

  (42)余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

  (43)张显运:《〈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新论》,《史林》,2012年第6期。

  (44)张文:《试论〈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及相关问题》,宋史研究会会议论文,2012年;荣新江:《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形象解析》,《新疆日报》,2009年6月23日。

  (4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伪画致祸》,中华书局,1959年,第827页。

  (46)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2,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53页。

  (47)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卷31《黄》,道光刻本,第10页。

  (48)阮元:《石渠随笔》卷4《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49)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8页。

  (50)震钧:《天咫偶闻》卷6《外城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51)钱泳:《履园丛话》卷20《狮子林》,中华书局,1997年,第523页。

  (52)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15《舆地略七》,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281页。

  (53)罗药药:《从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产生看士大夫与市民艺术的不同》,《文史哲》,1997年第2期。

  (54)孙妙凝:《在静默中构建当代文学的“清明上河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7日。

  (55)[日]伊原弘:《宋代绘画的“解剖学”——从艺术史角度解读宋代都市与社会》,《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56)陈涛:《宋画的学问,今后海外说了算?》,《北京日报》,2015年2月5日。

  (57)[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附33页。

  (58)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原文刊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文/程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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