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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要切准中国文化的“主轴”

发布时间:2019-01-22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邱振刚 王琼 收藏

  “中国电影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清楚中国的基本国情、优秀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要坚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电影发展道路,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也就是说,我们要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近日,由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主办,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承办的“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学术论坛上,中国评协主席仲呈祥强调中国电影理论话语体系的建立,引发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电影学派”概念、定位、理论架构的深入研讨。

 

  寻找独特的话语领域

  “电影学派”不同于“电影流派”,它不是某一种创作风格的集合,而是一套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学术话语和美学分析方法的完整体系。仲呈祥认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的对象、能够代表中国电影学派的主要作品,“百年中国电影百部作品”的评选,就是学派建设的重要基础;同时,要能够讲清楚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电影理论的独特贡献,找到最能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电影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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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建构这座理论大厦,首先要设计中国电影学派的中心议题,提出既是中国的、又能引起世界兴趣的重要话题;设计中心议题的同时,必须抢占话语领域,这就要求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不能仅仅局限在电影领域,要有开阔的视野,能够看到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界、自然科学界的新鲜事物。

  梳理西方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张政文认为,西方电影学派最大的贡献就是构成了多元、多维度的标识性概念系统,“要形成独特的话语领域,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发现问题、阐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标识性概念”。比如前苏联的蒙太奇电影学派,“杂耍的蒙太奇”一下子就将它的整个理论框架搭建起来了,再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学派以“去戏剧化”为标志,提出了旗帜鲜明的“电影不要戏剧化”的主张。中国电影学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提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找准当下中国电影的核心话题,梳理新时代电影发展的“关键词”。

  “有哪些关键词?比如‘传神’。这个概念最早是在美术领域里提出的,顾恺之的画传神在眼睛,他要把人物的特点通过眼睛画下来。今天我们最熟悉的网络上的表情符号,那些痛苦的、微笑的表情为什么这么流行?因为它们用最简单的形象符号把最本质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也就是‘传神’。”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指出,直到今天,诸如“传神”这样的概念仍然没有被学术化,但这种艺术判断的方法却是普遍的、有生命力的、能够完全为中国人所掌握的,“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表情不像外国人那么丰富、夸张,中国人总是不动声色、波澜不惊,回头再评价别人傻、阴险、可交等等。中国人有察言观色、迅速捕捉对方特点的‘传神’文化。”胡克认为,“传神”是民间理论的一个法宝,值得今天的电影理论借鉴和思考。

 

  写意本位和“视觉抒情”

  独特的话语领域、标识性的概念系统离不开中国电影所扎根的文化背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认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要回到“文化”、东方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等层面,把中国电影放置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中考察,进而提炼出中国电影学派的核心理念。

  胡智锋指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学派具有标志意义的作品已经产生,蔡楚生、郑君里那一代电影人证明了中国电影是一支具有独特东方气质的流派。当时的中国电影一方面受整体革命文化语境的滋养,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的色彩;另一方面,它们又下意识地沿承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特质和品格,比如线性的叙事、强烈的伦理情感的意识、中国式的故事表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电影又呈现出“苏联+中国传统美学”模式,形成了体现“人民至上”价值观的“人民电影”,塑造了一批以工农兵为主导的英雄形象,实现了价值层面的文化建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呈现出一个更开放、多元的状态,一方面汲取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的养分,另一方面不断寻求建构自己新的主体。胡智锋认为,这个新主体的建构,目前来说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面貌,要真正地建设完善它,必须切准中国文化的主轴。

  “叙事很难再玩出花样,技术层面也不如别人,我们能不能在别处有所突破?”张政文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向来不是故事本位、情节结构本位,而是包含着一种“氛围主义”。比如电影《百鸟朝凤》,故事、情节结构简单,技术手段、视觉效果也不特殊,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因为它在氛围、意境的营造上获得了成功,“张艺谋的《影》也有一个创意,就是试图将电影从叙事往‘写意’上转,这当然不是他的首创,但的确是深挖传统、发挥我们东方文化特长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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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概念的设置上,张政文也提出了新的设想。比如“视觉抒情”,探讨电影的视觉蒙太奇即光和影的问题,“我们要区隔一个东西,即心里的光和影、物理的光和影”。张政文认为,电影创始之初,整个西方艺术转型,从室内走向大自然,但是我们不能按这个路子来,中国的国画、书法都是在屋里进行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对视觉的设计,探索如何实现“视觉抒情”。

  “在电影史、电影理论里,‘中国性’到底是怎么体现的?它怎么和西方文化融合互补,又该如何保持自己的鲜明特色?或许类型片给过我们一些启示,比如武侠电影就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颐武指出,研究百年中国电影作品,视野要更开阔,不仅要关注那些表现重大题材、大制作的作品,对一些别具匠心的小题材、小故事也要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从电影史的角度对中国电影进行阐释,完善以中国电影学派为中心的中国电影史;梳理电影理论中的关键词,现阶段那些从西方引进的术语,在电影和文学中的运用中存在差别、指向性不够明确,还有些词汇用到今天语义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要建设一套自己的、清晰完整的术语体系;最后要进行电影理论文本的梳理,当代的电影理论可以从古代文论中汲取营养,山水画的笔法、‘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意境,都是可供电影理论参考利用的资源。”张颐武如是说。

 

  延伸阅读:

  “新学院派”电影和“中国电影学派”的思考与展望(侯光明)

  从贾樟柯的电影看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马明高)

  中国电影学派:多样性建设呈现的思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周星,《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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