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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研讨会,是整个学科在向85岁的浙大老教授王元骧致敬

2018-11-19 来源:浙江24小时网 作者:方时列 收藏

  11月17日上午,杭州南山路上的玉皇山庄,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文学者,在这里举行一场名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办单位,是中国中外文论学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文艺理论是基础学科,这个理论体系,在五光十色的当代文学艺术研究领域并不起眼,但内行人知道这场会议的份量:当代中国这个学科的顶尖学者,几乎都在会场里坐着。

  会议一共收到近六十篇论文,受到邀请的学者,上台宣读他的论文概要,每个人限时10分钟,时间到了,下面会有人提醒。会议还设有评议人,与主持人一起坐在前台,每一个半小时左右,评议人会对前面的发言做一个总结、点评、梳理。

  但这个十分正规的学术会议,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上台发言的学者,从四零后到九零后都有,每个人发言前,都会走到前台,对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一位老人鞠一躬,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每次都会从座位上站起来,欠欠身,回礼。

  这位老人,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王元骧。2013年钱江晚报的《文脉》专栏曾对他进行过专访,那一年,王老先生80岁,今年,王老先生85岁了。

  之所以大家都要向王先生致意,是因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副题”——王元骧教授从教60周年学术讨论会。

  王元骧

  生于1934年10月。浙江玉环楚门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知名的文艺学、美学理论家。

  1958年毕业于浙江师院(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前身)中文系,留校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论著把认识与实践、认识论与价值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文艺问题进行立体交叉的全方位考察,在国内外理论界独树一帜。

  主要学术论著有《论美与人的生存》《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学原理》等。

  他是浙大的一道风景

  记者坐在会场的后面,看着王老先生起身回敬发言人时的背影,觉得有一丝眼熟,怎么会这样呢?想了很久,突然意识到,是衣服的原因。王先生穿的这件外衣,5年前记者采访他之前,在网上查找王先生资料时,看到的照片中,他就是穿这件衣服。

  那张照片,是王先生60岁左右拍的。也就是说,就算当时它是一件新衣服,王先生穿着它,已有20多年了。

  “王先生是浙大西溪校区的一道风景。”浙大人文学院苏宏斌副院长说。“他每天固定时间起床、做研究、穿着中式衣服和解放鞋散步,就像康德。”

  “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的康德”,是好多位发言的学者对王元骧老人的评价。

  王老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威望,很大程度上与他《文学原理》这部经典学术著作有关。这部初版于1989年的著作,几十年来都是国内各大院校文学相关专业的必读书、甚至是课本,一直到现在,已经出到第四版了。在会场上当工作人员的冯昌教,是浙大人文学院文艺学的硕一学生,他告诉记者,《文学原理》正是他考研的教材。

  论起来,小冯大概算是王元骧的徒孙了。来参加会议的学者,很多人在学术道路上得到过王老先生的帮助,比如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赖大仁教授说,他在读博期间便与王先生就学术问题通信,王先生鼓励他将这些信件集结形成论文发表,为此他觉得受益终身。

  来自南京大学的赵献章教授则是与王先生在学术上有过争议的学者,几十年前在一次学术活动中,他们因观点不同不欢而散,但“王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对我的学生也很好,”赵教授深受感动,“不以学术观点的差异而论亲疏。王先生是为己治学,超越名利的。”

  “当今国内这个学科的学者中,还在继续学术研究的,王老是年纪最大的前辈,”中国文理论学会会长南帆说。“王老是有风骨的!”

  文艺理论是基础学科,并非显学,与会的学者,大多是在这门略显冷辟的学科中默默耕耘的人,大家轮流上台,讲述与王老的交往,在表达对王老的尊重中,流露出相互勉励的意思。

  又一位学者上台,向王老鞠了一躬后说:“我觉得,我们整个学科今天都在向王老致敬!”

  他始终与现实在对话

  “守正创新”,是来参加会议的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高建平对王元骧的评价。

  “守正”这个词,用在王元骧身上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南帆教授说,王元骧先生一直真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而且一以贯之。

  “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招牌,挂在嘴边,像王先生这样的学者,在中国学术界很难得。”高建平教授说。

  一位学者上台回忆当年听王老师课的情景: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当时的杭州大学听王老师的大课,二、三百人的大教室,还要抢位子。王先生教学上相当严谨,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字,他讲喜剧、悲剧理论,讲得全场鸦雀无声,大家生怕漏听掉了一个字,算是大学里最好听的课之一了。

  “王老师是多才多艺的。”苏宏斌说,王老师会拉小提琴,还会谱曲。另一位老杭大中文系的学生回忆,一次上课,讲到深处,王老师顺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笔画出一个洋气的美女的头像,仅用了短短的两三秒钟,所有的学生一下子被震住了。

  守正之后是创新

  “他始终与现实在对话。”南帆说。

  “他的理论总是能回答现实问题”、“王老师2007年写的论著,现在看也不过时”……一个一个学者上台,讲述自己对王元骧学术的理解。

  “人生论美学”是王元骧最新的学术理论,很多学者在提交的大会论文中,就是谈自己对这一理论的理解。

  高建平把他对王先生的评价归结为三个“心”:初心、诚心、恒心。“他是一个活的例子,可以教会青年学生什么叫‘不忘初心’。”他说。

 

  【2018·专访】

  85岁的美学理论家时刻在关注当下——

  经济发展了

  精神上也要同步前进

王元骧先生给钱报记者的书面回答

  与五年前的专访一样,这一次记者对王元骧先生的采访也是用了书面的形式。因为,先生的听力不好——1973年在防空洞工地劳动时,他的耳朵被震聋了。

  因不能接听电话,去年年初,王元骧先生开始用上了微信,却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背时佬”。这个小小的细节,恰恰叫人想到,在他的从教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大家对他的评价——即坚守自我,又与现实对话。

  王元骧85岁了,他依然在思考。

  就这五年而言,他的总结是“为建设有我国特色的美学、文艺学理论出点微力”,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快餐文化”的流行与其背后的原因。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是先生希望“精神上也要同步前进”——这才是一个强国应有的节奏。

  钱报记者:王先生,钱江晚报《文脉》栏目,在2013年曾对您进行过专访。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您身体还好吗?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五年主要思考和研究的内容?

  王元骧:目前我身体状况还可以,只不过精力已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几年我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在文学理论上,在继承反映论文艺观的基础上,把认识论与实践论统一起来;在美学问题上,在继承实践论美学的基础上,把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统一起来,而使我们对文艺的性质有一个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为建设有我国特色的美学、文艺学理论出点微力。

  钱报记者:您的从教60周年研讨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准备的?从教60年,您一定有很多感想,能不能和我说说?

  王元骧:这次会议最初是由原杭师大校长杜卫倡议,然后得到浙大人文学院领导积极响应和支持而决定召开的。当领导为此事与我商量时,我认为对促进我国当今文学和美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也就默认了。但提出不要惊动年事已高的名家和公务繁忙的领导,让一些对讨论问题有兴趣的学生自愿出席,不想现在规模搞得这么大,学界的主要领导和专家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专程前来,这让我深感不安。

  钱报记者:加了您的微信,看到您的微信名是“背时佬”,我不禁笑了。您什么时候开始有微信的?取这个名字,有什么说法吗?您觉得您和这个时代,“相背”的地方有哪些?

  王元骧:我因为听力丧失,已不能接听电话,自去年年初开始用微信。

  “背时佬”这个名称对我很适合。我一辈子都不曾赶上过形势,总是与潮流格格不入。现在是一个个人主义膨胀的时代,但我却始终不愿放弃自己固有的信念和原则。在为人上,我觉得凡事总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有必要时甚至应该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成全别人。在为学上,我从不跟风赶潮,认准了的就会坚持走下去,而不怕别人讽刺、嘲笑,更不想取悦、讨好别人。您看这还不算背时吗?

  钱报记者:2015年您曾赠我一本著作:《审美:向人回归》,提到许多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普遍审美观的变化,尤其是快餐文化以及人们对物质的态度,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您对当代人的审美观有什么新的发现和评价?

  王元骧:现在的文艺作品我都没有看,一则没有精力,二则值得看的东西也好像不太有。有空只是看看电视,但也只看新闻和一些纪实性的节目,像“综艺节目”之类,偶尔掠到一点,发现都是些“快餐文化”,也就立即换台了。我问过周围的老师,他们也从不看这些东西。我为此曾向电视台的同志反映过意见,他们的回答是“这不是给你们看的!”可见还是受到不少观众的欢迎。

  这些“快餐文化”在当今流行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电视也完全被商品化了,二是像这些快餐文化会吸引这么多人,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众的文化素质。从理论上分析,更与人们分不清审美文化与消费文化、美感与快感的区别有关。

  不认识美丽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是“合目的性(善,即合乎人的意志愿望的)和合规律性(真,即合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的统一”,它所给予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不像感觉快适那样,只图一时的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甚至是一种精神的麻醉剂而存在。它能陶冶人的情操,开拓人的情怀,提升人的境界,使人本着“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来处身行事。这是一个健全的人格和文明的社会最根本的标志。

  要是我们经济发展了,而在精神上不能同步前进,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的文化部门能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要老是把眼光紧盯在经济效益上。

  钱报记者: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现在越来越珍贵,您学得,在这个时代学文艺理论、美学理论,从个人生活到其它更高的层面,有什么新的价值或者说意义?

  王元骧:我国自古以来就缺乏理论的传统,强调经世致用,所以人们往往按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理论,视理论为像是当年鲁迅所批评与所谓“文章作法”、“小说作法”那样,以为学了理论,不会写作的就会学会写作,不会欣赏的就会学会欣赏。这实在是一大误解。

  理论所解决的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如文学是什么?它对社会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怎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等等。理论为我们看待文学问题确立一种视界和眼光,使人在看待复杂的文学现象时,不至于失去方向,这就是许多大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歌德、席勒、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茅盾等都兼攻理论的原因。

  它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的智慧,我们有了相应的经验才能理解它的道理,也只有凭借一定的方法才能在实际应用中生效。它的具体途径也就是文学批评。

  文学的发展,就是由创作、阅读和批评三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这是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道理,相信人们也会渐渐认识到这一道理的。

  钱报记者:谢谢王老师!

 

  【2013·专访】

  《文脉》系列报道中首次笔谈采访

  从文艺学美学的视角,把一把当下社会的人文脉搏

  王元骧:审美超越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笔谈。持续时间超过半年。被访者王元骧先生听力不好,他后来告诉我们,1973年在防空洞工地劳动时,他的耳朵被震聋了。

  2012年6月11日,我们通过邮件向王先生提出采访的想法。先生回邮,希望看到采访提纲。因为听力的原因,他采用通信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回复。

  在伊妹儿来来往往中,收到过他发来的部分学术论著——这主要用于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体系,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对话。甚至有一回,先生还发来他亲摄的风景照片,“阅稿累了,发几张照片给您调剂调剂”。严谨之外,先生流露出不经意的小亲切。

  时间淡淡过去,与以往急促的采访不同,王先生用他的节奏,让我们保持了不匆匆的交流。2013年春节过后,收到先生回邮,是一张图片,上是手书的一页信。字迹整齐,回答有礼,致谢问候,然后谈了他阅读钱江晚报的一些看法,指出不足也有鼓励,他认为本报的时评版面中,刘雪松、戎国强他们写得不错。显然,王先生对时政消息保持了敏感度,并不脱离于社会做象牙塔式的研究。同时,作为理论学者,他对时评保持了习惯性的兴趣。

  随后,我们收到王先生根据我们的提纲手书的12页笔谈内容,供我们参考。

  王先生在信中告诉我们,他不擅电脑,以往都是孩子帮他打字。因为孩子工作太忙,他不便叨扰,因此就自己手写,扫描,然后用邮件将扫描内容以图片格式发送给我们。

  今天(2013年5月17日)刊发的就是经过我们编辑,最后由王先生修改、定夺的稿子。

  10个月时间,9封邮件,5篇论著,4张风景照。

  与王先生笔谈,其直率性格跃然纸上。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年轻时的气盛到现在的超然,岁月在王先生的研究内容、方式中,也悄悄留下了一些痕迹。

  自本报2012年4月推出“文脉”浙江文化名人访谈系列报道以来,这是首次以笔谈的方式完成采访。

 

  一

  关于“我”:生活经历和治学道路

  不为名利所动,以超脱的心态从事研究,所以学界认为他——

  七十岁后,文章越写越好

  钱报记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人的不同,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自己的“成长记”,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以您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

  王元骧:我1934年10月出生于浙江玉环县楚门镇,母亲是楚门人,父亲是永康人,他先是在楚门,后来又是在临海的一家商行做“内账”。

  抗战期间,交通中断,加上祖母去世了,我出生之后父亲就没有带我去过永康,我对永康毫无印象,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玉环人。不过我在楚门也只生活了12年,现在似乎又谈不上是玉环人了。

  抗战期间由于楚门地处沿海,常受日寇骚扰,母亲带我和妹妹到乡下外婆家避难。那里没有小学,学业全荒废了,于是父亲就带我到他工作的所在地临海去读小学。我在他身边生活了两年半,他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几乎全不关心,我根本没有学习的习惯,放学后就在街头闲逛或到江边的江轮上玩耍。只要我回来吃饭、睡觉,父亲是绝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的。他知道没有能力让我深造,对我也不寄予什么期望,常对人说“读到初中毕业,将来能‘自混身’就好了”。

  1948年夏在临海读完小学后回到楚门,当时新成立的玉环县立初级中学正在招生,我在一无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前去报考,总算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由于家里经济条件的限制和个人志趣的驱使,初中毕业后我就与全班绝大部分同学一起到温州去读师范,因为师范生费用是国家全包的。

  1954年夏,普师毕业,为适应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需要,国家推荐一批普师毕业生对口报考高等师范院校,我被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我才有可能进入大学之门。所以我非常感谢国家的培养,报效祖国是我学习的动力,这在我们同学中是较普遍的。1958年毕业留校工作,迄今刚好是55年。

  钱报记者:55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您后来是如何对文学理论,以及文艺学美学研究产生兴趣的?

  王元骧:浙江师范学院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浙大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以及之江大学等单位组成的,师资力量较强。但是在解放前不论浙大还是之大中文系所授的主要是“国学”方向的内容,优势在“三古”(古代文学、汉语史、文献学),像“文学理论”等课都是解放后新设的,当时任教的只有一位从古代文学改行过来的讲师,于是领导就分配我从事文学理论教学。

  由于没有家底,这专业在中文系被某些教师看不起。但是我生性好强,从不服输,若是人家说我好,我总感到离目标很远,好不到哪里去;若是人家说我不好,我就想,那我做出点成绩来给你看看。

  在这种性格驱使下,1963年我就结合教学中所遇到的学生疑问最多的文学典型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在权威刊物《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发表了。当时中文系除了夏承焘先生之外,还没有人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过论文,所以在中文系颇引起一些轰动。《文学评论》给我寄来了相当于我半年工资的316元稿费。

  这一切后来被中文系总支领导知道了,认为我“名利思想”严重,是“白专道路”的典型。据说还准备公开批判我。我当时年少气盛,把已经寄到《文艺报》和《文艺月报》的两篇文章都要了回来,决定以后不再写作了。

  这样一晃就过了15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恢复研究工作。我在恢复研究后投寄给《文学评论》的第一篇文章于1980年3期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这增加了我的自信。迄今,我写了200多万字的论著。不过,我认为我的学术成熟期和高峰期还是在近十年,其标志是2003~2005年《文学评论》连续三年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发了我的论文。学界也普遍认为我“这些年来的文章越写越好”,被认为是“独特的七十后现象”。

  我之所以在学术研究领域能坚持下来,并取得一定的成果,除了对学术本身的兴趣以及感恩意识和使命意识的驱使之外,也与我不为名利所动,能以自由超脱的心态来从事研究有关。我当过四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后来两届还是副组长,但我个人没有单独申报过课题资助,一方面我觉得考虑问题应该先人后己;另一方面也为了减少压力,因为只有以完全自由的心态去从事研究才能出好成果。即使出不了好结果,我也不会亏欠谁。

  

  

  文学研究:应该从实际出发

  美的艺术的熏陶是一种强有力的教化方式,因为——

  “仓廪实”未必“知礼节”

  钱报记者:你的学术观点是什么?通常人们会认为,文艺学、美学是很虚无的,与现实生活无关。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我们欣赏美的文艺作品,到底能收获什么?这些收获真的重要么?

  王元骧:我从不把文艺学、美学当作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而始终强调在研究中要有问题意识,针对现实问题来进行发言。所以我的研究的重心总是随现实的变化而有所转移。现在学界对我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说我是“审美反映论”的代表人物。其实我的研究重点已有过几次转移,近十年来我研究的内容重点有两方面:文艺学的方面是“审美超越”论,美学的方面是“审美教育”论。

  先说说“审美超越”论。这是针对传统认识论文艺观的片面性,并为发掘文艺在抵制当今社会人的日趋“物化”的作用而提出的。因为物质的东西既是人生存的基础,又只为个人独享的:一碗饭我吃了你就不能充饥,一杯水我喝了你就无法解渴,所以一旦当人沉迷于物质享受之后,就会导致占有欲的膨胀,使原本的需要发展为欲望,以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情感的淡漠,而使人具有了西方学者所说的“自恋”的、“那喀索斯式”的人格,这是“当代的个人主义”的一大特征。那喀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天天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顾影自恋,以致憔悴至死变成水仙花。

  大家都感到当今社会物质充盈而道德滑坡,这显然是与人愈来愈追求自我享受,在情感上与别人、与社会日趋疏离有关。

  而文艺之所以能抵御人的“物化”,因为审美具有“移情”的作用,当我们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的时候,一旦为作品中的人物打动了,在情感上也就进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世界,与他们共同分享欢乐、承担忧愁,把他们的命运和遭际当作了自己的命运和遭际,也就把别人看作与自己是同一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就是对自己思想境界的一种拓展和超越,唯此,人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钱报记者:我们读到您的一篇论著《拯救人性:论审美教育的当代意义》,有一部分分析了当代社会“仓廪实”而未必“知礼节”,是否也是由于物质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王元骧:“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管仲说的,叶适也说过意思相同的话:“衣食逸则知教,被服深则近雅”。我以前也都以为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带来社会风气的好转,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仓廪实”只不过说明物质的富裕,而“知礼节”则需要有良好的素养,它们分别属于物质和精神两个不同的层面,它们是不可能自发地趋向统一,需要通过社会教化才能达到协调和发展。

  而美的艺术的熏陶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教化方式。原因就在于前面谈到在文艺阅读中,可以把彼此的情感沟通起来,把别人与自己看作是一体的。这是一个道德人格的最根本的特征。

  达尔文在他的“自传”里谈到,他早年对艺术有广泛的兴趣,但是到了晚年,由于对文艺的兴趣渐渐淡化了,以致使他的情感日趋淡漠,这让他深感忧虑,认为这不仅使他的脑子变成仿佛只是一台机器,而且还危及道德。这说明文艺熏陶对于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是不可缺少的。

  我提倡文艺的审美超越性,就是希望通过文艺的熏陶,使人免于沦为物质的奴隶,而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情感状态,一种人作为人所应该有的精神生活。这样他的生活就会有了一种张力,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在幸福中免于沉沦。

 

  三

  审美教育:还需要更全面理解

  美不仅仅是一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其实——

  对于工作、学习,都需要有一种审美态度

  钱报记者:我们知道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理想中,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美学教育,从而让现代人的人格,在教育经历或成长经历中更为完善?

  王元骧:我研究审美教育就是为了说明审美、包括文艺的熏陶,是培育一个整全的、健全的人格所不可缺少的素养。

  审美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情感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人格结构是由知(理智)、意(意志)、情(情感)三部分组成的,人有了理智,他的行为才有方向和目标;有了意志才能使目标化为现实。而这两者之间又是由情感为中介的。因为情感是一种能量,是行动的动力,它有驱动的作用,唯此才能使目标坚持到底。

  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在学习、工作、事业上取得成绩,“情商”甚至比“智商”更为重要。

  我接触过不少学生,非常聪明,但一辈子碌碌无为做不出什么成绩;倒是一些资质平平的学生学有所成,有的还成了全国知名的学者。

  为什么?就在于前者情感不够专一,往往见异思迁,不能持之以恒,而后者则认准目标,矢志不移,不畏艰险而坚持到底之故。

  现在,不仅学校教育,甚至整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的评价都是持唯智主义的观点。只要考试成绩优秀就被捧上了天,各省年年颁布的“高考状元”之类就足以说明。这种急功近利、缺乏远见卓识的评价准则,以致许多学校对于“智者第一”的教学追求欲罢不能,而导致学校教育放弃了“修身”、“成己”这一大前提,沦为应试教育或职业教育。

  我反对“唯智主义”,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只是认为知识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它主要是为了教人“做事”,而事是由人来做的,所以为了做好事,就先要学会“做人”。但做人和做事的准则是不完全相同的,前者属“伦理德性”,后者属“职业德性”。前者强调的是“爱人”(助人),以别人为目的,不求个人利害得失,甚至为了别人宁可牺牲自己,若是把别人当作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那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用关系,德性也就无从谈起。

  而做事就是为了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它不可能没有利害得失的计较。但若是做事仅仅为结果所吸引,那就会陷入功利主义而与德性相悖。因为任何事都不可能不与人发生关系。造假牟利是属于做事问题,而损人利己则就成了做人问题。

  所以,对于一个真正有德性的人来说,做事与做人两者就应该是统一的。这样,才能保证他做事的正确方向,使工作也成为目的本身,成为对自身智慧和技能的一种确证,在工作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样,就能把“敬业”与“乐业”结合起来,就会感到其乐无穷、乐在其中而乐此不彼,对于工作也必然是兢兢业业、精益求精。

  这既是一种职业德性的表现,从广义上来说,也就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现在许多学生都带有强烈厌学的情绪,便是由于学习上过多功利目的(为升学、就业)所强制,而非自己情感、兴趣、爱好的驱使,好比“异化劳动”,是一种“异化学习”。这也与缺乏审美教育、缺乏对于学生良好素质的培养有关。

  审美教育的意义目前尚不为多数人所认识,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家长认为加强审美教育会占去学习时间,使学业成绩下降,这说明以往我们在这方面宣传得很不够。

  美是由“优美”(即通常所说的“美”)和“崇高”两方面内容所构成的。

  优美所给予人的是“爱悦感”,就像我们面对小猫、小狗、乖巧的小孩所生的感觉;崇高所引发的是人的“敬畏感”,就像我们面对崇山峻岭、星空大海、伟人伟业的情感那样,它既给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压力,又能激发我们在逆境中奋起的勇气和毅力。所以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我国孔子都把“勇”看作是人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德性,如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勇敢的人,不仅是战争中的勇士,也是在海上航行中、在与疾病、贫困、欲望斗争中以及在处理公共事务中的勇士,对于学生来说,也是学习中刻苦、忍耐、迎难而上,战胜困难的勇士。

  我们以前谈审美教育只强调它能使孩子们如坐春风、如沐化雨,在愉快中得到成长,显然只重视优美的教育,这虽然应是少年儿童美育的主要方面,但如果忽视崇高的教育,也会使他们成为温室中培育的花,经不起风吹雨打。

  所以,在今天要实现“中国梦”、要抵制侈靡萎颓形成一种雄强的世风,我认为特别需要强化对青少年的崇高的教育。

  自王国维提出“美育”以后又经蔡元培的大力倡导,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但不仅认识的深度有限,而且它的内容还很少为人所全面理解,表明这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再把它深入研究下去。

 

  四

  理论的作用:让人“明事理”

  理论水平上不去,创作和批评的水平就上不去,因为——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钱报记者:您能和我们说说文艺理论研究与创作的关系吗?与文艺创作的多样性相比,理论研究的是一种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很多年轻人认为太过“枯燥”。对当下的年轻研究者,您有什么样的经验或建议?

  王元骧:理论是古希腊哲人的创造,它追究的是“为什么”、“何以然”。目的是让人明事理,在做人和做事中懂得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以增强自觉性而减少盲目性。它不是框框条条,而是一种思想原则,需要我们结合实际来做灵活的运用,它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的智慧。

  就文艺创作和批评来说,像文学是什么、它对人的生存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等问题,都是每一个作家和批评家所必须考虑的一些问题。

  从历史上看,凡是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像歌德、雨果、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鲁迅等等,几乎都是兼攻文艺理论的,他们把理论看作是提升自己创作水平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学养。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记叙作家黄亚洲在杭大学习生活的文章,其中写道:“王元骧老师的美学课令他获益非浅。第一次上美学课他真是惊奇万分,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一门课程。以前搞文学创作,大都从真实的生活出发描绘真人真事,虽然有一些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但较少涉及理论层面,而美学则教会了他如何用审美的理论心情来看待生活。生活中处处存在美,关键在于如何去发现美、表现美。这成为黄亚洲日后创作的准绳,而‘美’则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演变成为他作品中的‘曙光情结’。”这说明理论并非什么不切实际的“高论”和“空论”。所以要正确认识理论的价值,需要我们自己首先克服对理论的偏见。

  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凭经验,只求“知其然”而不问“何以然”,尽管有丰富的传统积累,却不能上升为理论。李约瑟、杨振宁都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的原因,所以那些创造发明也都属于应用层面上的东西。

  我们今天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水平上不去,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就是由于轻视甚至鄙视理论,以及理论水平上不去之故。

  我在第一次读葛赛尔记录的《罗丹艺术论》时真是惊讶之极,一个从事创作的雕塑家,他的理论修养竟是如此精深,对艺术的本质、真谛理解得那么深刻、透彻,能谈出这样让人回味无穷、启迪心智的艺术见解,难怪他能创作出像《思想者》、《青铜时代》等好作品。

  现在一些搞理论的人不研究具体作品,对于文学艺术没有自己真切的感受和体验,以搬弄一些洋教条来吓唬人,这样的“理论”怎么能不枯燥呢?连我搞理论的都感到难以卒读!读了《罗丹艺术论》我相信这错觉定会自然消除。

  如果有志于文艺或文艺理论研究的青年读者要我介绍一本入门书,那么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介绍这一本。如果你读懂了它,如今的许多畅销读物、流行读物对你也就没有吸引力了。

  钱报记者:您的著作中,《文学原理》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很大。它是基础教材,但又是一本知识读物。这是您200多万字的专业论著中仅有的一本,您自己是怎样评价这本书的?

  王元骧:我现在从事的主要是文艺学和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我觉得这两门学科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很多。想梳理出一些理论上的难点、疑点、争论点、突破的关节点,结合现状来对之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理论就永远处于徘徊之中而难以推进和发展。但这些研究不仅一般读者,即使专业圈子内的学者,在他们自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之前,恐怕也未必会感兴趣的。

  如您所说,在我的论著中,在青年读者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那本《文学原理》。这原是一本教材,出版后反映不错并获教育部“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所以后来教育部等要我牵头,在全国高校中挑选六位优秀青年教师组成组,编写一本普通高等院校的《文学概论》教材。但由于是临时凑成的班子,以往缺少交流,学术观点一时难以统一,最后这本书宣告流产,使我感到有愧教育部的重托。因而我接受了其他同志的建议,根据自己的那本再作修订,虽然不能充任,但至少也使自己心安一些。

  到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出第三版时,我已修订了三次。

  现在文艺理论界的思想很乱,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所以我想使之成为不仅只供教学使用,而且能把经过历史筛选而积累下来的一些文学理论的精华加以提炼梳理,使之成为一部内容完整、论述透彻、深入浅出、有助于青年读者准确而全面地理解文学问题,并能为他们所接受和喜爱的文学知识读物。

  从我所得到的口头反映和读者从网上的反映来看,我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我觉得要提高青年读者的艺术欣赏和理解水平,做理论普及的工作非常重要,只是我现在精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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