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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井君:未来中国文化剪影——社会价值论视角的沉思(中英文版)

发布时间:2018-06-08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作者:庞井君 收藏

摘要

  经历旷日持久、剧烈复杂的社会转型,中国的文化结构和形态发生了总体而深刻的变化。透过社会时空的帷幕,回望历史,着眼现实,面向世界,展望未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中国未来文化形态的美丽剪影。“古雅清新”是未来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自由自然”是她的价值内核;“和而不同”则表达了她的空间结构和建构原则。

关键词

  文化剪影 社会价值论 古雅清新 自由自然 和而不同

  绵延久远的古老中国进入十九世纪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缓慢地演进着。1840年西方列强一阵枪炮,彻底打乱了她的阵脚,剧烈痛苦、前所未有的转型从此拉开帷幕:社会动荡、制度变革、政权更迭、思想冲突此起彼伏。这些大潮涌动的底层其实是文化转型,是中国的文化结构和形态发生着总体而深刻的变化。弹指一挥间,170多年过去了。通过一次次的冲突,一次次的选择,一次次的融合,一步步地铸造着中国新的文化形态。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真真切切地看到她的面目,却似乎可以透过天边那一抹灿烂的朝霞,看到她缓缓走来的美丽剪影和动人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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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古雅清新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一百多年无休止的争论可以归结到“古今中西”四个字上,没人主张舍掉其中的任何一个字。这样看来,未来中国文化形态一定是这四个要素融合创新的产物,从文化的外在精神气质上看,我们不妨用“古雅清新”四个字来描绘她。

  中国文化容量大,历史长,生命力强,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融合性和延续性。几千年来,历次外来文化的进入、异族政权的统治、剧烈的社会动荡都没有使其中断,反而锻造了越来越坚韧的生存与融合能力。近现代西方文化亘古未有的冲击也没有使之中断,而是使其在融合创新中得以绵延和新生。就连港澳台受西方文化影响那样深的地方,传统文化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从自身来看,一百多年来,一个五四,一个文革,的确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革命”,使文化延续的链条产生了深深的裂痕,但是从大尺度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也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文化向未来延展的趋向和路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信息革命的冲击来得更加凶猛,它的确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文化的创造、传播、表现和接受方式,但仍然不会改变传统文化的存在和价值。恰如有人说,传统就是过去在现在中,现在在未来中,未来中国文化的形态仍然是过去和现在的延展。因而,未来中国文化一定具有非常“古”的一面。古,不单单是古老,更不是过时和陈旧,而是一个绵延涌来的历史,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雄浑感、绵延感和丰富感。纵观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格局,能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量相匹敌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的文化形态并不多,说中国文化独一无二,亦不过分。

  传统文化既是一个发生了的历史存在,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现实存在,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人格。文化价值主体是人,现时代的人才是真正的价值主体。人从文化中来,文化规定并铸造了人,更重要的是,人也每时每刻都在根据自身的生命需要和理想人格反思、选择并创造着文化。西体中体之争已逾百年,了无结论。其实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其精神实质似乎都偏离了文化价值主体。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似乎比较切题,可惜那时的价值主体让先生很失望。如今中华民族这个坚强的文化价值主体已日益打造出来。有了她,我们就有了文化价值的核心和依归;有了她,古老的文化资源就会根据她的价值最大化原则得到选择和利用。这样未来文化的“古”绝不是苍老破败、陈腐愚钝,更不是崇古、返古、复古,企图从古人那里挖掘出拯救现代社会危机的现成药方,而是返本开新、扬弃创新,是让那些根植在古老土壤中、根植在人性深处的智慧和价值得到现代性的转化和升华。我们要建设的文化绝不是一些外国人所欣赏的猎奇园、标本库和历史纪录片。新的文化形态,“古”之上还要彰显一个“雅”字。雅,意味着品格高洁,美丽大方,隽秀精致。雅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一种文化品位,是一种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这个现实的文化价值主体根据自身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的提纯和升华。未来,世人在中国文化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典雅,一种高雅,一种风雅,一种博雅。我们可以借用清朝著名画家金农的一首诗来描绘这个“古雅”: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楼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满把,始知明月是前身。①

  古雅说的是继承、传统和自身;清新说的则是创造、未来和世界。清新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意气风发的想象力、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是一种凝聚着当代生命体验、生命理想和生命价值的时代精神,是一种拥有未来、走向世界的精神气质。这种清新,并不是风吹过水面、云掠过山间的飘浮和浅薄,而是像禾苗长在田里、树木长在大山上一样深沉和厚重。“清”如入料峭春寒中的一场细雨,“新”如蛰伏一冬的枝干上刚刚露出的嫩芽和蓓蕾。如果说传统文化给现时代中华民族这个巨大的价值主体以古,以雅,那么,时代精神、主体价值创造和包括西方在内的外来文化则给我们以“清”,以“新”。“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古今中西,这四种文化要素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现实的中华民族这个根本的文化价值主体这里,形成了供其选择、利用、吸收创造的资源和质料。“万物皆备于我”。这个价值主体根据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其价值最大化原则,创造出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新文化形态,这便是问题的本质。至于在这个文化形态和文化结构中,是中国的东西多一些,还是西方的东西多一些,是古代的东西多一些,还是现代的东西多一些,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只是一个表面的、甚至枝节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主体为体”,现实的中华民族总体才是价值选择的核心、主体和本体。但无论如何,古雅清新的精神气质不能少,也不会少。再过二三十年,当我们彻底完成这场文化转型的时候,中华民族将以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魅力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承认、欣赏、尊重和赞美。

  当今而论,古的这方面因文革而出现了深深的断层,西方消费主义盛行,一时也使真正的传统渐行渐远,偶尔涌出的表面复古也是沉渣泛起,泥沙俱下,古而不雅;新的这方面表面上倒是花样翻新,令人应接不暇,但因价值主体自我意识不强、创造力缺失而偏离了人性价值尺度,流于追风、时髦、浮躁和浅薄,缺少体现时代精神、面向未来的清新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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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

自由自然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一个人的人格,核心价值是文化的灵魂,外在的精神气质是内在核心价值的展现。未来中国文化古雅清新的精神气质的内在价值支撑正是自由自然这两个核心价值。自由自然是人类两种最根本的价值需求,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在人生价值体系中,她们应该属于最顶层的一级概念,其他如个性、民主、平等、公正、权利、效率、秩序、整体、和谐等都可以从这两个概念中派生出来。人从自然中来,人往自然中去,人一刻也没有离开自然,人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自然。脱离自然的想法就如一个人想揪着自己的头发跳离地球一样滑稽可笑。因而,自然对人就有一种母亲和家园般的感觉。不管我们跟随着我们自己创设的世界走多远,不管我们在哪里呆多久,这种感觉和情感不但不会减弱,而且会越来越强烈。自然在人的价值世界里,绝不仅仅是一个生存层面功利性地利用和技术性地改造的实体和对象,更是我们人类生命的依托和价值皈依,是人类真、善、美、爱等各种美好感情的价值源泉,是有限时空中存在的人追求真谛、无限、力量、伟大、永恒、崇高等生命理想的价值指向和精神寄托。千百年来,人对自然的感情可用“亦师亦友亦爱亦一”八个字来概括,“一”是人和自然的融合统一,是天人合一。学习、热爱、了解、融入、沉浸于自然,是人最根本的一种价值情感。这一点,对于整个人类如此,对于个人更是如此。不过,作为自然进化顶点的人,我们和自然不是简单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更不是简单的同一关系。人从产生那天起,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具备了与自然万物根本不同的价值主体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具有精神属性和意识能力,我们便每时每刻都能意识自身的价值主体地位。自由成了任何价值主体最基本的规定。

  自由,通俗的解释就是“由自”,也就是按照主体自我的生命潜能和个性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和创造生命的价值。自由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是人最基本、最普遍、最崇高的价值追求。追求自由是我们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马克思说,“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本质。”②“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和自觉的活动。”③自由是自然在进化过程中所赋予生命的能动性在人身上的最高表现。人不但接受了自然的这种赋予,而且根据自己的主体能力和价值需要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创造。为了自由,人不断提高着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的能力,不断发明了各种工具和技术,不断建构和改进着复杂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断创造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艺术,以至于逐渐创造出一个看起来不同于自然的人造世界。

  自由价值和自然价值是所有文明、所有民族的最高生命理想、文化理想和艺术理想,渗透到人类全部历史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她们的实现程度可以作为我们评价社会进步和人生幸福的根本标准。但是,历史地看,人类对自由自然这两种基本价值的追求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平衡、不同步的,表现形式也大不一样。中西方文化走过了明显不同的道路。大体上说,西方文化侧重于自由价值,中国文化侧重于自然价值。

  自由是西方社会和历史的灵魂,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欧美,莫不如此。西方近代以来,自由是最核心、最首选、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的观念渗透到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不容置疑,不容颠覆。他们以自由为核心引申和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价值观念,如个性、权利、民主、人权、平等、契约、法治等,并把它们现实化、制度化、器物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自由同样被视为最核心的价值。自由是马克思建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与核心理念。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自由价值向度已经成了一个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转型国家的价值指向尤其如此。例如,2008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就职演说中说,“人权和自由在我们的社会被认为是最高的价值,正是这两点决定着所有国家活动的意义和内容。”他认为,“自己的最重要任务是发展公民自由,为自由和责任感的公民实现自我价值和国家繁荣创造宽泛的条件。”④

  自由和自然在人类价值体系中都应该是最高的目的性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历史中却常常出现工具化的现象,也就是价值异化。特别是在对待自然价值上,西方社会从主体自由出发看待自然,其目的是认识、征服和改造自然,把自然对象化、资源化、甚至工具化,以此满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和无限膨胀、异化泛滥的生命欲望。这个价值体系蕴含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在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尖锐化:社会冲突、人性异化、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接踵而至。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很多思想家日益反思西方价值自身弊端,提出了注重自然价值、甚至以自然为价值主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大自然主义”、“生态主义”等等。当前,自然价值核心地位的回归已经成了西方甚至全世界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其实,从社会价值论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办法把上帝请出来说话并做主,那么把自然拥立为取代人类、高于人类的价值主体,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价值主体的置换,而在于让错位异化的自然价值回归到最高的目的性价值。

  毫无疑问,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抑制了自由价值,却高扬了自然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深埋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精神冲动,却找不到系统的自由理论,更找不到以自由为价值核心建构出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即便像庄子、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一些思想家和文学家所营造的心灵自由的精神想象,也只是寥若晨星地闪烁在历史的迷雾里。近代以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先进的价值理念,高扬了自由这个虽然在西方发扬光大、却同样根植于中国人人性深处的基本价值,掀起了文化启蒙运动。自由是启蒙的主旨与核心。自由是飞女神(freedom),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灵魂和母体。没有飞女神,就不可能产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在那个时代,自由成了革命者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反抗压迫的一面最鲜亮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作为社会生活的原则开始贯穿到一些领域,婚姻自由、爱情自由、言论自由等不同程度地得到各方面的认同,但是自由作为一个核心值却没有赢得应有的地位,甚至一度成了贬义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开放的扩大和改革的推进,自由价值的境遇有了很大改观,但其核心价值地位似乎还不是那么旗帜鲜明,那么理直气壮,很多人还把她作为西方价值的专利,与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同起来加以排斥和批判。

  与自由在中国的命运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自然作为基本价值,赋予崇高的地位。自然既没有取代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也没有与人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人和自然是一个融通的有机整体。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放大了的人,人是浓缩了的自然,是自然的精华。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是情感化的自然,是伦理化的自然,是艺术化的自然,是精神化的自然,是人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的延伸和扩展,自然与人相通、相融,甚至同构。尊重自然,与自然融合,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沉浸自然而享受人生的自由与快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指向。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渗透到哲学、文学、书画、政治、宗教、医学等社会各个领域。中国人把自然精神化、理想化、生命化,也把人的一切都自然化。在中国古人那里,自然不是人征服、改造、功利化地开掘的对象,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的精灵,人和自然相融相通,人的最大快乐是自由融洽地存在于人性化、富于人情味的自然之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价值主流,而荀子和刘禹锡那种主张征服自然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还把对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追求与对自然的向往、融入幻化在一起。现实社会的压抑和不自由,驱使中国文人在自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并在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消解了孤独和落寞。通过这个独特的文化价值建构路径,他们逐渐铸造了传统文化体系顶层的人生观、幸福观、生死观和信仰观。这一点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代儒学,到魏晋玄学,到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一脉相承,以至外来的佛教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也围绕这一价值主线展开。到了现代,冯友兰先生把“天人境界”概括为中国哲学的最高人生境界,钱穆晚年也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括为“天人合一”。如同西方文化不但把自由作为核心价值目标而且作为价值行动准则一样,中国人也把自然作为规范和处事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概念可引申为自然而然,意味着事物依照自身的本性和天性自然演化。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比照自然结构和运行规律展开丰富的社会想象和人生想象,建构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人生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现实的社会制度和生存模式。他们崇尚整体、秩序、和谐、等级、尊卑、服从、礼让等价值观念,从来不可能想到要按照自由的原则去建立和改造社会制度。每一次改朝换代只是生存竞争带来的因循旧制的政权更迭,而不是基于自由追求的制度创新。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崇尚“自然而然”,主张忍让、中庸、顺其自然,甚至听天由命。当生命自由受到压抑时,只要还能生存,他们多半不会选择“不自由,毋宁死”式的抗争,而是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提高生存技巧。在现实没有出路时,中国文人则向往和选择“乘桴浮于海”、“避居桃花源”。陶渊明、林和靖、八大山人这样的人物居于中国文化理想人格的顶层,为历代文人所追捧,便不奇怪。西方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是自由个性潜能全面发展的人,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是“天人合一”、“天人境界”中的人,这是中西文化价值体系的一个根本分野。仔细凝视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和西方人物风景画,这种印象和感觉便一目了然。

  自然价值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领域甚至具有宗教信仰意义。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却能维持整个思想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的自然价值观。在民众阶层,人们的信仰是鬼神、祖宗和自然崇拜物的混合体。在宗教领域,本土的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其神团系统也十分混乱,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多半是功利和迷信的混合物。宗教没有支撑起中国文化的信仰体系。支撑中国人信仰体系的是自然价值,人们把信仰安置在自然上,而不是安置在上帝和神那里。道家的“道”和儒家的“天”都不具有西方宗教中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人格神的特征。中国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西方式的宗教信仰体系,却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同样能支撑中国人把有限的个人和一个伟大、永恒、高尚的存在连接并融和起来,从而实现心灵的最大满足。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⑤中国人的这个自然信仰体系不但独特,而且具有未来和世界意义。西方启蒙运动之后,作为生活体系的上帝和文化体系的上帝仍然牢牢地存在和延续着,但作为信仰体系的上帝却日渐动摇。这一点在汤因比、罗素和爱因斯坦这些大思想家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趋向倒是与中国的自然价值信仰体系有妙合之处。

  自由和自然都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两个最根本、最普遍的价值追求,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性所在,是现代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观,更是我们推动社会完成转型、建构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必须遵循的两个根本价值准则。从理论上说,这两个价值应该是不分先后的并列关系,在更高层面上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价值主体,统一于主体价值最大化的生命需要。现实的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形态一刻也没有只选择一个价值而完全抛弃另一价值,但价值的重心显然有很大差别。从总体上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复杂因素的影响,中西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分野,西方走的是“自由-自然-自由自然”之路,中国走的是“自然-自由-自由自然”之路。西方发展了自由价值,中国发展了自然价值,各自有自身的优势,也有因片面而造成的缺陷。毋庸置疑的是,在近现代的文明冲撞中,中国以自然为支撑的价值体系显然敌不过西方以自由为支撑的价值体系,节节败退。单单依靠自身传统的价值体系也难以开辟出一个现代社会。然而,在自由价值充分展现的现代西方社会向后现代转型过程中,自由价值逐渐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并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社会发展的危机让西方人的目光逐渐转向东方,中国的自然价值魅力不断彰显。今天,二者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应该说,中华文明因充分发挥了自然价值而对全人类未来共同价值体系的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也在完成自身的现代性价值转换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本来就占有自然价值一极,另一方面我们警醒到自由价值缺失以及开始弥补的时间比较早。现在全面综合自由自然价值、全面建设社会核心价值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然而,现实的状况不容乐观。一百多年来,我们在器物、制度和生活层面吸收、借鉴和运用了西方自由的原则,但在核心价值层面,自由价值并未旗帜鲜明、名正言顺地得到各方的认同,因西方工业化模式所引发的各种现代性问题却充分地暴露出来,也让我们对自由价值心存疑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价值则因巨大社会转型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断裂而出现遗失,由此而导致的资源、环境、污染等问题比之各国毫不逊色。目前需要做的是,一方面,高高竖起自由这面非西方专利的自由价值大旗,并逐步使其现实化、规范化、制度化;另一方面,深入挖掘、整理蕴含在传统文化中根植于人性、符合现代人需要、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价值资源,总结、提炼、概括自然价值,并加以现代性地转换和升华。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只有牢牢地打造了自由自然这两个最核心的价值观,中国新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才能最终生成,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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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

和而不同

  “古雅清新”是未来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自由自然”是她的价值内核;“和而不同”则表达了她的空间结构和建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自从《论语》提出这个原则后,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一个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费孝通晚年主张建设“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提倡不同文化间要理解、宽容和共存,要“和而不同”,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要把这个原则由伦理学原则、社会学原则、政治学原则提升为文化价值原则,与现代文化宽容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相融和,加以现代性的中国化的转换和提升,建构中国文化的空间形态。从历史现实看,中国传统社会实行政治集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再加上小农经济的狭隘封闭,“和而不同”更多局限于个人道德修养领域,没有成为自觉的文化建设原则,更不可能成为社会制度建构的准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政治专制、文化一律和思想钳制。建国以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文化上的“和而不同”更是一纸空谈。今天建设新形态的中国文化,坚持“和而不同”原则是必须的选择。

  从理论上分析,主体的多元,必然带来价值的多元,价值的多元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异质结构是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要保持文化的发展、繁荣、竞争和创造,就必须让各种文化以文化和思想自身的力量赢得地位和价值,就必须维护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要维护这种多元格局就必须倡导“和而不同”原则。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繁荣时期都得益于贯彻了“和而不同”原则,面向未来,我们同样应该牢牢树立和把握这个原则。自然进化的逻辑是异质互动、融合创生,须知,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文化生态的影响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生态影响一样至关重要。从外部看,未来中国文化必将比今天更加深深地融入文化全球化的大局之中,我们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互动会更加深刻和频繁,我们既不能被别人同化,又不能孤立封闭,所以必须倡导和坚持“和而不同”。从内部看,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生态体系,要保持这个生态的活力,也必须践行“和而不同”原则。当前,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交融激荡已经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格局,只有坚持“和而不同”原则,才能维护文化建设的健康和繁荣。未来,随着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文化科技化进程的加快,个体跨族群、跨地域、跨时空学习和接受文化的条件越来越便捷,个体在文化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文化的主体日益由原来的国家、民族、群体向个体演进,由文化精英向普通民众演进。以互联网为基本模式的新媒体的出现,为个体文化的创造、传播和消费创建了越来越广阔的平台、渠道和市场。每个人的自由个性都有可能在文化上得到充分地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有可能借助现代传播手段首先在文化层面呈现出来,并反过来推动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制度朝这个方向演进。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化格局下,每一个人都要树立“和而不同”的理念,恪守“和而不同”的行动准则。每一个人因“和”而与他人融洽共生,因“和”而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因坚守了个性、维护了“不同”而确立了自我的文化价值,赢得了与众不同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要“一心一德抵艰难”。面对现实,虽然脚下的路还有诸多曲折、困厄和障碍,然而放眼未来,我们似乎已经遥望到了中国未来文化形态“古雅清新”的精神气质,“自由自然”的价值灵魂,“和而不同”美丽轮廓。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她分明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我们应当高声地欢呼她,热情地迎接她,主动地奔向她,大胆地拥抱她!

 

注释

  ①曹惠民,陈伉:《扬州八怪全书(第2卷):金农 高翔诗文书画全集》,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④陆南泉:“梅德韦杰夫的价值观”,《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0日。

  ⑤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当代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英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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