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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兆惠:在生命叙事中彰显时代精神

发布时间:2017-06-13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 作者: 收藏

  开栏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与《人民论坛》共同开办“文艺评论”栏目,刊登文艺名家、知名文艺评论家对文艺界热点事件、现象和人物的评论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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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叙事中彰显时代精神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洪兆惠

  摘要】对于文学而言,中国故事既是源泉,也是内容。用文学讲述中国故事,最重要的是尊重文学的天性。作家应融入现实,直面生活,表达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和精神欲求,讲好这个时代里的生命故事。

  【关键词】中国故事 生命状态 中国文艺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用文学讲述中国故事,最重要的是尊重文学的天性

  用文学讲述中国故事,是时代赋予文学的历史使命。但对于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这一问题,却不是能够轻易用学术理论推衍出来的,再清晰的辨识也是纸上谈兵。文艺家需要以实践作答,将其落实到笔头上,用优秀的作品说话。否则,“讲述中国故事”就可能成为一个喊得很响却难有着落的口号。用文学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尊重文学的天性。

  “故事”既冠以“国”字号,就要求大气、宏观。所以有评论家认为,相对于“个人叙事”“日常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应该更偏向于一种全新的、宏观的视野。这一观点固然很有道理,然而在具体创作中,作家所关注的往往是个体生命,很少有作家在叙述故事时只关注故事的框架是否足够宏大,视野是否足够开阔,再大的叙事格局也要落在具体而鲜活的生命上,所以如何刻画出鲜活生动的形象才是关键之所在。以孙犁的《铁木前传》为例,作品关注的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属于典型的中国故事。从审美角度看,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作者的生命叙事。不管是木匠黎老东、铁匠傅老刚,还是他们的子女六儿、九儿,都十分鲜活。若孙犁在创作时把主要笔力放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经验的总结上,作品或许会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框架,但却缺少了生命的“黏性”。

  文学中的生命不同于哲学中的生命,哲学中的生命理念是对生命活动意义的体认,而文学中的生命理念则是对生命自身状态的体认。文学中的生命叙事是作家对自身生命状态的表达,其中既包括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一面,也不排除对现实困境、精神创伤的宣泄。一切现实中的生命,都可能成为文学家关注的对象。

  同质化和单一化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尊重生活、紧贴生命,是规避同质化和单一化的最佳选择。在文学活动中,体验生命的现实状态、领悟生命的奥义、在感性层面增强叙事的张力,是文学家讲述中国故事的关键。惟有生命叙事、个体叙事,才能真正使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作品在感性层面上富有张力和感染力。

  成功的文学作品应在生命叙事中彰显时代精神

  文学的价值来源于生活,换言之,人物所具有的生命感、生命气场,才是散发强大艺术感发力量的源泉。“感发力量”是文学生命价值的体现,生命感来自于人的内在,来自于人物内心深处的纠结和挣扎,其中凝聚着生命的张力。生命气场则来自于人物的独立和个性,能够与同质化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最容易被读者所认同和接受,也最能引发其共鸣。在作品中,人物的独特性一般是通过特定境遇下的纠结、选择和行动等一系列行为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因为这样的呈现发自内心,因而也颇具真实感。正如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个体的价值与命运》中所言:“最真实的个人情感是最普遍的。”

  与现实生活一样,文学中的每个生命个体都不是孤立、封闭的,他们也是时代和社会生活中的活跃细胞。他们或奋发进取,或焦虑彷徨,他们身上都带有时代的印记。从这个角度讲,时代精神就蕴含在生命叙事之中,这一点已经为成功的文学作品所充分证实。例如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就是讲述中国故事的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格局广阔,堪称表现农村生活的巨幅画卷,同时也印证了法国著名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白鹿原》中,支撑这幅画卷的是主人公白嘉轩、鹿子霖和他们的后代,还有鹿三、黑娃、田小娥、朱先生、冷先生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民族之魂、人文之髓、人性之杂都凝聚在这些个体生命之中。《白鹿原》对中国故事的成功讲述,取决于作品对生命的生动叙事。一批骨血丰满、活灵活现的人物为作品带来了强大的生命气场,生命气场之所在,即为民族精魂和人文神髓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需要把“个体生命”与“私人性”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关注个体生命与关注私人性有本质的区别。强调个体生命,是强调生命感,这是问题的核心。文学即人学,故而文学中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人、空泛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有生命感的人。进一步说,强调生命和个体叙事,也不是否定宏大叙事和史诗性作品,两者并不抵牾排斥,作品的宏大和史诗性也是通过生命叙事来实现的。个体生命渺小而又博大:在社会存在面前,每个生命都如微尘般渺小;但作为生命,其内在空间又大至可容纳天地,而正是文学将生命这一小大由之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日瓦格医生》中的尤拉,《静静的顿河》中的葛里高利,均是这一方面的成功典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在评论《日瓦格医生》时提出,它之所以是“现代伟大创作之一,是我们时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不是因为它写了社会现状和重大政治事件,而是因为“书中人物生死体验的精华、最根本的东西,更与人类精神、个人自主权、艺术创作和个人命运的神秘地域有关系,而不是社会现状和政治事件”。主人公尤拉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不是什么英雄,唯一不普通的地方是他爱好写诗。然而不管经受多少波折,他却“终生不败,永远忠实于自己不置可否的态度”。恰恰是因为这一人物的独特生命状态,才使这部小说拥有了史诗性。

  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这个时代里的生命故事

  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带动了生活理念、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的不断变化、调整、重构,激情、奋发、浮躁、困惑等情绪复杂地交织于同一生命体。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兴奋而又有压力的时代,时代为创作提供动力和资源,同时也给予作家一种紧迫感。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这个时代里的生命故事。

  什么样的生命故事才是中国故事?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面对的生命体十分复杂,如果对生命的书写失之于片面、单一,那么作品必然也会单调无味、失去张力。生命的复杂性自不必多说,但人性深处的复杂仍然有一种共同的趋向,那就是向善、向上、向自由、向光明。这种趋力的形成,是一个生命内部矛盾冲突的结果,也是孕育优秀中国故事的丰厚土壤。俄罗斯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曾说过:“丑与美互含于彼此之中,这个巨大的矛盾,以极尽荒谬之能事渗透、发酵生命本身。然而艺术却创造了完整,在那完整之中,和谐和紧张合二为一。”两极对立的矛盾在渗透、发酵生命的同时,也激发着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

  此外,讲好中国故事,还取决于作家对时代、历史、祖国、民族之间关系的微妙调节。美国著名小说家奥康纳曾在其《小说家和他的国家》一文中谈道:“当我们谈论作家和作家的祖国时,我们很可能忘记了,无论那是怎样特殊的国家,它都内在于他,同时也外在于他。艺术需要一种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微妙调节,无需改变它们各自的本质,它们就能通过对方彼此看见。”

  中国故事蕴含着中国人民的特殊经历,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国人在充满复杂和变化的现实中,面临生存和精神问题时的承受状态和解决方式。对于文学而言,中国故事既是源泉,也是内容。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能够推动文学重新进入中国变革与复兴的进程,也能呼唤作家融入现实、直面生活,深入解剖中国的社会肌理,展现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和精神欲求。

  【参考文献】

  ①[英]鲍桑葵著,李超杰、朱锐译:《个体的价值与命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②[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谎言中的真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马永波译:《生存的习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

  *(作者:洪兆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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